秦始皇统一天下之前，中国的社会状况是“田畴异亩，车途异轨，衣冠异制，言语异声，文字异形”。对此，秦始皇为稳固一统，决心改变，结果在许多方面他都获得成功，达到了“书同文”、“车同轨”、“行同伦”还统一了度量衡（尺寸、升斗、斤两），但唯独对“言语异声”却未能取得变革。不知道始皇帝曾否对此采取过什么措施，即使有过十分严厉措施而无效果也是可以理解的。我国国土之广袤，人口之众多，地形之复杂，交通之险恶，都对包括语言交流在内的社会交往活动产生巨大困难，即使在现代中国电讯、交通、社会生活各个方面有优越的条件下，政府出面推广普通话也收效甚微，你叫距今两千年前的始皇帝如何能解决“言语异声”的问题呢。其结果是全国仍然是不同地域保持着各种不同风格的语言，而恰恰是这不同风格的音乐，形成了繁花似锦的景象，在这齐放的百花之中便有一枝为安庆语言孕育滋润而开放的花朵——黄梅戏。 

　　我们常说地方戏风格主要体现于地方语言之中，黄梅戏风格自然主要体现于安庆语言之中，但有人对此有怀疑，他们说黄梅戏近几年拍摄了不少电视剧，不也得到观众的认可了吗？这显然是认识上存在的模糊，我们说语言语音孕育着地方戏声腔是对总体的分析，是对历史形成的阐述，而不是指现今某一个或几个戏的语言语言与语音孕育了这个戏的唱腔。事实上，这种说普通话的黄梅戏电视剧中所唱的仍然是黄梅戏的一般唱腔，是与安庆语言相一致风格的唱腔。其实，他们所提出的实际上是黄梅戏唱腔如何能与普通话道白相适应和协调的问题。就此，应该对安庆语言加以分析才能求得答案。众所周知，普通话是四声声调，安庆话虽是五声声调，与普通话却有着区别，但二者之间在阳平、上声、去声三个声部字的读法上，都是大体相同的，有区别的主要是阴平声部，安庆话的阴平比普通话的阴平低度约三四度，此外还有一些声母韵母方面的不同，但总的来讲，二者相同处比相异处多一些，可以这么说，安庆话与普通话是有同有异，同多异少。因此，安庆话才能通俗易懂，也因此观众在看上述电视剧时，对于唱的是黄梅戏曲调，讲的是普通话的情况才能不感到二者之间有很明显的界限。虽然如此，我认为舞台演出采用安庆话和在唱腔创作中保持安庆地区风格这两点仍然要保持不变的，这是因为首先安庆地区风格的唱腔所具有的流畅优美、质朴本色正是深受观众喜爱的核心，正如著名音乐家贺绿汀所形容黄梅戏唱腔含着泥土气息、有着山花般芳香，这种风格是与观众心灵相通的，对观众具有潜在的、浓重的凝聚力。而相反的例子也是有的，前两年有一台新排的黄梅戏舞台演出中，曾出现过整段地演唱合肥地区方言的庐剧和京剧的现象，这样尝试似乎是行不通的了，因故招来许多观众的批评。其次，虽然如前所述在一些电视剧中，黄梅戏声腔与普通话道白之间尚能为观众所接受，但毕竟是“尚能”接受，究竟它不是像黄梅戏声腔与安庆话之间那样和谐而自然地被接受，因为安庆话是其母语呀。 

　　每一种地方语都会有其独特的语汇，比如安庆话的“车箍轳儿”（转圈子）、“促寿儿”（短命的）、“假马”（假装、故意）、“一包搅”（乱、一塌糊涂）、“么落里”（什么地方）等等，这种语汇如果用普通话那就十分不伦不类，令人费解。又比如《夫妻观灯》中王小六唱的“我家住在大桥头，起名字叫王小六”中的“六”字，如果按照普通话语音唱成，其效果远不如安庆语言的lou那样亲切而与观众取得共鸣。 

　　我们现在虽然在推广普通话，社会交流条件也方便了，但要在全国国范围里达到男女老少都只说普通话，恐怕还是个很遥远的事情，那么地方话就仍然是人们交流的主要语言，这是个显而易见的道理，也是本文的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