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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越剧”如何薪火长传

文汇报      翁思再      2004-11-24 10:28

  今逢甲申,越剧界最早形成的六个流派之创始人中,尚有袁雪芬、范瑞娟、傅全香、徐玉兰健在(按:另外两位是已故的尹桂芳和戚雅仙)。这四位人民艺术家的从艺经历,恰恰伴随着越剧在上海形成并延续至今的全部里程;我们为她们从艺七十周年举办庆祝活动,回顾上海文化的昔日亮点,论证“上海越剧”之品牌并探讨其今后发展方向,无疑是十分有意义的。

  “上海越剧”的奠基过程

  越剧的前身,是浙江嵊县地区的一种说唱艺术。光绪末年,它开始演变为农村草台、庙台的戏曲演出形式,曲调沿袭当地唱书所用的“呤哦调”,以半农半艺的男性农民,无丝弦伴奏,以人声帮唱,演民间小戏,人称“小歌文书班”。辛亥革命以后,随着世风演变,大量宁、绍人氏涌入上海,便有这种小歌班陆续来沪巡演。小歌班并无多少技艺可言,艺人们便借鉴绍兴大班和京剧的表演,以嵊县方言来唱。民国八年,即1919年,小歌班开始在沪长驻。清政府曾下达过女性不准进入剧场的禁令,致使舞台上长期不见女演员。随着西风东渐,上海出现“髦儿戏”班,即全部由女孩子表演的京剧班子。受此启发,在沪的嵊县商人于1923年开始组织“髦儿小歌班”,短短数年,这种全女班发展得十分迅速。小歌班还有过的笃班、绍兴戏、嵊剧等称呼,1925年9月17日,上海《申报》的演出广告中,首次以“越剧”相称,于是逐渐叫开,延续至今。到了1941年,女子越剧的所有名演员几乎全部集中在上海,与此同时,男班则随着市场的选择,逐渐凋零,不见了。

  从农村进入上海这座大城市,既要立足,越剧的内容和形式必然发生变化。此时,一些从事过“文明戏”的编剧投身越剧。在经过原始的香火小戏、仿演京绍古装大戏、移植西装旗袍戏等历程之后,女子越剧找到了以表现古代家庭伦理题材为主的方向。1942年袁雪芬倡导越剧改革,一方面向电影、话剧等新文化借鉴,学习从内心出发刻画性格、塑造人物的表演方法,建立起正规的编、导、音、舞、美的综合艺术体系和机制;另一方面继续向京剧、昆曲和绍剧等古典戏曲学习借鉴,丰富自己的表演程式和技术。显然,原来的民间小调不够用了,于是新的腔系应运而生。随着崭新的形式和一大批新剧目的诞生并受到欢迎,越剧艺术成功地实现了转型,从此走上一条既不同于浙江民间小戏,又不同于京剧等大戏的发展新路,剧种的独特风格越来越鲜明。迄今为止,流行于江浙,传播于全国的越剧艺术,仍然循此样式和格局。这就是“上海越剧”的奠基过程。

  已故浙江省文联主席、戏剧家顾锡东先生曾以专文,把八九十年前嵊县小歌班进入上海这件事,同二百年前徽班进京进行类比(见1994年中国戏剧出版社编《重新走向辉煌》所载《徽班进京同越剧进上海》)。诚然,当时只有在上海先进文化的氛围和环境里,越剧才能形成并发育。徽班使得西皮、二黄两种地方腔系在京城合流为京剧,而嵊县的乡间小戏则在上海培育成了都市型、综合性的越剧。毋庸讳言,京剧一直是我国的最大剧种,流播全国;越剧则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得以盛传,从长江三角洲辐射全国,成为中国第二大剧种。

  袁雪芬、范瑞娟、傅全香、徐玉兰的历史贡献

  缔造“上海越剧”的经过,与袁雪芬、范瑞娟、傅全香、徐玉兰的从艺历程,紧密相连。在袁雪芬等登上改革舞台之前,曾有姚水娟等前驱者,她们有的照搬海派京剧《明末遗恨》《欧阳德》,有的学演申曲《雷雨》《黄陆缘》,有的仿照电影话剧的写实布景,演出《大家庭》《魂归离恨天》《蒋老五殉情记》等。然而,这种所谓“改良文戏”犹如昙花一现,维持了三四年即衰落。受新文化的影响,袁雪芬的雪声剧团紧紧依靠新文艺工作者,对越剧进行全面改革。范瑞娟、傅全香、徐玉兰分别在自己的剧团里,投身建设“新越剧”的行动。她们首先废除幕表制,使用完整的剧本,积极编创新剧目,内容上以女性题材为主。同时,她们建立了导演制,使之与名角挑班制相结合,并建立了正规的排戏制度。在舞美方面走写意和写实相结合的路子,并且废除衣箱制,根据每出戏不同的人物来设计服装。在经营方面,她们以商业化的经理制,代替了封建家长色彩浓厚的班主制。这些新制度的建立,实际就是做了“上海越剧”艺术上、管理上的基础工作。

  越剧的音乐,从最早的落地唱书时期的“呤哦调”,到初入上海时期的“四工调”,都是一种比较简单的曲子。1943年袁雪芬排新戏《香妃》时,为了适应剧情,在琴师周宝财的合作下,借鉴京剧二黄,主胡定弦以二黄的5——2代替原来四工调的6——3,运用调式交替的手法,丰富发展了低沉婉转的下四度宫调系统旋律。同时把板速放慢,创造出“慢中板”。于是在“四工调”的基础上,产生了擅长于表现悲剧的“尺调腔”。自此越剧音乐进化至“尺调时期”。短短几年里,范瑞娟、徐玉兰、傅全香等分别以此腔格,创造出具有自己特色的“尺调”唱段。1945年,范瑞娟重演《新梁祝哀史》时,在琴师周宝财的合作下,吸收融化京剧反二黄的一些音调,以胡琴1——5定弦伴奏,在《山伯临终》唱段里创造出“弦下调”。此后,她又陆续丰富和完善了这个曲调,同行们争相效法。徐玉兰以皮黄和绍兴大班的声腔入越剧,营造出激越的“高亢派”,技术含量极高,神采夺人。傅全香则借鉴昆曲、评弹和京剧的程(砚秋)派,在跌宕、花俏方面开拓,使得旦角唱腔益显多姿多彩。音乐是戏曲的命脉,“尺调”和“弦下调”两种基础腔系的出现,使板腔体的越剧完成了它的曲调架构。而袁、范、徐、傅四大流派以及尹(桂芳)派创立,使得越剧音乐大厦如同有了顶梁柱支撑,它们是后起流派和艺术风格的出发点。如戚雅仙、张云霞、金采风、吕瑞英所创流派,均由袁派所派生;毕(春芳)派小生则出自范派和尹派。在长期的舞台实践中,袁、范、傅、徐四位艺术家创造了许多带有独特流派印记的剧目,桃李不言,下自成蹊。徐玉兰在《红楼梦》里扮演的贾宝玉,呼之欲出,栩栩如生。范瑞娟和傅全香合演的《梁祝》,脍炙人口,声色远播。袁雪芬在《祥林嫂》中的表演,常使观众一掬同情之泪。又如傅全香塑造的敫桂英、刘兰芝,范瑞娟塑造的贺老六、郑元和,袁雪芬塑造的崔莺莺,徐玉兰塑造的张生等,均是艺术典型,有口皆碑。后人以此为范本,学演,传唱,发展,绵延,使得“上海越剧”的薪火,生生不熄。

  “上海越剧”与租界文化的关系

  四位艺术家的上述艺术创造,多数出自上世纪四十年代,它们同“新越剧”的缔造,相辅相成。完成这一过程的所在,是上海的都市文化圈。近代以来移民来沪的大量宁(波)、绍(兴)人士,多数聚居在法租界、公共租界和日租界。从嵊县小歌班到上海越剧的活动场所,主要就在这个区域。

  由于五方杂处,与城厢文化相比,租界文化更显得具有较强的交流性、开放性和商业性。这里是新文化运动的渊薮,中国话剧、电影以及海派京剧的发祥地。中外文化在这里交汇,各种艺术信息在这里传递。抗战时期的“孤岛文化”现象主要出现在上海租界。袁雪芬、范瑞娟、傅全香、徐玉兰感受到时代的气息,敏感地捕捉文化信息,同尹桂芳等前辈艺术家一道,像海绵一样吸收新鲜的养料。这里是文化精英的聚集之地,不仅使越剧界“引进”知识分子有了人才上的保证,而且还使得田汉、许广平等高层文化人士前来关注和指导越剧改革成为可能。租界里剧场的镜框式舞台与以往茶园勾栏不同,开始有舞美设施,为有布景和声光电配合的综合艺术实践提供了物质条件。

  租界是上海现代传媒业的集中地,当时正值大发展期。综合性日报、娱乐性小报、越剧专业刊物,无一不对越剧的热门事件、演变历程大肆宣扬,推波助澜;越剧唱腔通过电台转播,传进大街小巷。上海是中国最早的唱片产地,越剧藉此翅膀,飞入千家万户。上世纪四十年代的大部分时间,我国处在战乱之中,相对而言,租界里比较安定。大量涌入的宁绍人士中多有金融家和工商业者,他们给予越剧界多方面的支持。这些都为当时越剧的持续改革和发展,提供了社会条件。当时的上海是亚洲最繁华的大都市,在国内的文化地位也处在最高峰的时期。孤岛文化是中国文化史上的特殊现象,它为上海越剧的发祥和发展,创造了难得的机遇。

  上海是一座移民城市,它的文化向来是由本地人和不断移入之“新上海人”所共同创造的。就拿上海话来说,租界和城厢就有显著不同。租界里的上海话里有所谓“洋泾浜”,也夹杂着苏锡常以及宁绍等地的语音语汇。上世纪五十年代以后市区出生的上海人,所操的基本上是当年租界地域里的口音。上海市民对于苏锡常宁绍等吴方言区内的若干地域,有着传统的文化认同感。越剧虽然被冠以“越”名,以示与申曲、沪剧相区别,但上海人在心理上,仍把它看作是“阿拉”(按:不是以前城厢人习惯上说的“我伲”)的“上海戏”。

  中国艺术研究院龚和德研究员说:“在浙江的越剧是根基薄弱的乡土小戏,它是到了东方大都市上海的新文化环境中才发育壮大,卓然而立。所以上海的一切做法也就成了越剧的‘正宗’,包括它的原生地浙江也要仿效。”(中国戏剧出版社1994年版《重新走向辉煌》第45页)

  “上海文化名片”及其面临的课题

  就像徽班的戏开始被称为“京剧”,不是出自北京人之口,而是由上海滩叫出来的一样,“上海越剧”也是由外地人先称呼出来的。越剧在全国的传播,首先是靠电影。上世纪四十年代,租界里的影业公司就开始拍越剧片。自上世纪五十年代以来,上海等电影厂或独立制作,或与香港合作,先后把越剧《相思树》《石榴红》《梁山伯与祝英台》《情探》《追鱼》《王老虎抢亲》《红楼梦》《碧玉簪》《三看御妹刘金定》《金枝玉叶》《烽火姻缘》《祥林嫂》等拍成电影,在境内外放映后产生强烈影响。其次是上海的越剧团体纷纷支援外地。据卢时俊、高义龙主编的《上海越剧志》统计,至1956年为止,就有尹桂芳、徐天红的芳华越剧团到福建落户;新艺、红星、群力越剧团合并,支援到青海柴达木;天鹅、光明、合众越剧团合并,赴京组成冶金部文工团;华艺、红花、光艺越剧团合并,到宁夏去安营扎寨;春光越剧团支援兰州;新新越剧团支援西安;永乐越剧团支援酒泉。徐玉兰、王文娟还一度参加过总政文工团越剧队。据不完全统计,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中叶到六十年代中叶,上海的专业和业余演员,还参与了北京、天津、重庆、安徽、湖北、广西、山东、新疆、江西以及东北等省市国营或民营越剧团的组建。这个过程,也同那个时期上海工业界频频“支内”有关。“上海越剧”也就这样在外地被叫开了。

  不久前,文汇新民联合报业集团组织上海越剧院先后举行了南方行、西部行和东北行,并到北京、天津、武汉等地巡演,得到超乎寻常的欢迎,充分印证了越剧艺术超方言区传播的影响力。市委领导同志到上海越剧院调研时,称此举为打出上海的“文化名片”。确实,如今在上海融入全国、服务全国的过程中,越剧当可发挥其独特的作用。有鉴于此,发展越剧艺术就多了一层意义,如何合乎艺术规律,也是题中应有之义。在回顾上海越剧的奠基历程和经验教训之后,我们对其如何健康发展得到了如下的启发——

  首先,要坚持越剧的独特性。从嵊县小歌班到上海越剧的演进过程中,曾经尝试走各种道路,事后证明,凡是重蹈前人覆辙,一味模仿兄弟剧种,都没有成功。结果,上海越剧学了话剧,却不是话剧加唱;学了京昆,却不是它们的方言翻版。从剧目的女性题材到舞台色彩、表演面貌,今天的越剧都自成系统。所谓越剧系统的基本风貌是什么?越剧上海艺术研究所高义龙研究员在他的新作《越剧艺术论》的《风格论》中一言以蔽之:越剧把中国戏曲的柔美和优美发挥到了极致。他说,这种风格的形成,并非由一种因素决定,而是一个有序的整体,具有稳定性。戏剧家马彦祥在1981年11月写给袁雪芬的信中说,自己正在“不断思考这个问题:越剧这个剧种很年轻,为什么在不断吸收和借鉴其他剧种中丰富发展了自己,但是它为什么不被同化、不被强大的剧种合并而始终保持自己独特的面貌呢?”他认为,“越剧在舞台艺术形式上始终保持自己的风格”、“在剧目题材上始终保持自己的风格”,是其中很重要的原因。同其他戏曲相比,越剧或许是最开放、最善于吸收的剧种之一。早在六十年前,它就搞起了“声光电”,接通了斯坦尼。1974年,上海越剧院参与上海华侨胶木厂对无线话筒的试验,首次在舞台上采用这种先进设备。这种一度备受争议的“带电作业”,如今已在文艺界普及。敢于采纳科技前沿的成果,敢于使用先进设备,这种“越派”的做法,在高科技迅猛发展的今天,更应发扬光大。同时我们还发现,实际上越剧还是十分“保守”的。在曲折的成长路途中,哪怕在舞台东南西北风刮得最盛的日子里,演员们唱的还是“四工”“尺调”和“弦下”,基本没有出现过与越剧主腔无关的流行歌。我们还发现,在走向通俗,走向青年的共同道路上,有的剧种放弃了方言,逐渐丢失了地方戏的个性,而越剧则无论怎么更新,也没有改掉满台的“绍兴官话”,决不“串秧子”。这同样是非常值得称道的。保护方言不仅仅是保护了剧种特色,它在保护传统文化和学术方面的深远意义,将来会更加显示出来。我们叹服“越剧文化”之深厚积淀及其“定力”同时还认识到:剧种发展的本体规律是可以被认识的,若能把握得好,继承和创新就不但不矛盾,而且相辅相成。

  文化学者们还有一个倾向性意见是:在坚持独特性问题上,尤其要珍惜“女子越剧”的宝贵经验。中国有三百种戏曲,惟越剧主要是“全女班”,这是它最鲜明的个性,具有不可替代性,极为难得。中国戏曲的美学原则,在于写意型、虚拟性、程式化;男花旦女小生,阴阳反差,恰能反映这一东方特色。越剧能够走通“全女班”这条路,十分不易,我们必须牢记它的亮点所在。曾几何时,“大革文化之命”,取消女子越剧,舞台上大演英雄人物,大喊豪言壮语,而一俟改革开放,让观众自由选择时,“越剧雄风”只好偃旗息鼓了。这是一个重要的前车之鉴。一个有鲜明特色的剧种,必然有所局限,想要一种地方戏全方位地体现中国戏曲美学非但不必要,也是不可能的。当然,越剧艺术应该与时俱进,不会一成不变。为了题材更新,为了表现现代生活,可以继续进行男女合演的尝试。《祥林嫂》电影的实践,昔日史济华、刘觉、张国华以及今天赵志刚等优秀男演员的出现,近日越剧《家》所透露的探索信息,都告诉人们作为越剧的“另一条腿”,男女合演未必迈不出去,我们有理由期待它取得更大的成绩。当然,应该看到现有的越剧基本唱腔是女性创造的,必须认真、逐一解决男演员以及男女对唱在声腔上的难关,以及表演上的课题,不能只因宣传需要或为合演而合演。越剧改革需要有论证地、科学地进行,切忌盲目,更要反对“逆向开拓”。

  摆在越剧界面前的另一个重要课题是体制改革。上世纪五十年代初,在上海市越剧工会登记的演出团体有60个。到了1960年前后,经过进一步的支援外地和调整归并,尚有11个成规模的越剧团,同时还有一批小型的民间剧团。当时沪上十几个乃至几十个剧场同演越剧,争奇斗艳的景象,于今安在?几年前,最后几个县越剧团被撤消,如今静安、卢湾、虹口三个区级越剧团也已名存实亡,成建制的只剩下上海越剧院的两个团,这是非常严酷的事实。对于优秀的传统戏曲艺术,似乎国家不养不行,然而全靠“养”也只能是死路一条。新路怎么走?改革怎样行?上海越剧又走到一个十字路口。

  想当初,袁雪芬、范瑞娟、傅全香、徐玉兰等,既是艺术家,又是剧团的管理者,她们把艺术改革和体制、经营的改革,同人才战略相结合,终于实现了越剧的转型。在上海越剧期盼新世纪腾飞之时,今天的袁雪芬在哪里?

  “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

编辑: 戴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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