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堂之路

　　他坐在至高之处，自己谦卑，观看天上地下的事。他从灰尘里抬举贫寒人，从粪堆中提拔穷乏人。使他们与王同同坐……

　　——旧约全书·诗篇·第一百十三篇

　　本章引了赞美耶和华的诗篇。耶和华，按圣经上说是创造世间万物的上帝。而在老百姓心里是个救星。

　　这救星究竟是什么样子？又各有各自的富于创造性的想像。比如鸿六在罗家岭看过放焰口供的纸画的神像，在九华山看过泥塑的菩萨，目连戏祭的五猖神、人扮的鬼怪和纸扎的无常，在青阳天主堂还看过背十字架的耶稣……

　　日本鬼子杀人放火，她就盼望有个大救星，给老百姓挣个太平日子。可是盼来盼去，是一场春梦，盼来了更大的苦难。

　　走投无路，贫病交加，她心目中的救星就是母亲。然而母亲也救不了她！

　　真到山穷水尽，路断人绝，遇到了唱京戏的大哥二哥一家，然而这一家也盼着救星来救！

　　她学过女儿经，念大悲咒，还唱过赞美诗……然而，换来的是人不离难，难不离身，看不到一条活路。

　　在失业的困境中，好不容易遇到一个卖香烟的热心快肠的大嫂，说是大南京可以找到门路，为她谋到差事。然而这个“救星”又是个骗子，只落得卖唱糊口。

　　这真是走上绝路了，就像掉在苦难的大海里，即将遭到没顶之灾，即便抓到一根飘浮的稻草，也会当做救命星。她遇到一位多情多义乐善好施的好人。这位好人给她吃的给她接济，甚至要收她做太太。然而，这位好人的元配夫人才死，良心过不去，要“守孝”三年，方能过门。最叫鸿六痛心、自尊心受到伤害的是，这位好人走在大街上，面对面相遇，立刻把帽沿往下一拉，把脸遮住，装做不认识她，连招呼也不跟她打一个，擦肩而过，立刻逃跑似地避开——和这种下贱女人打招呼，为路人所不齿！鸿六的心伤透了！

　　圣经里讲，到地狱的路难走，到天堂的路也难行。

　　一九四九年春天，她终于听到人们唱——

　　东主红，太阳升，

　　中国出了个毛泽东；

　　他为人民谋幸福，

　　他是人民大救星！

　　顿时发现捆在自己身上的绳子断了，压在头上乌云散了！首先，那种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双手沾满人民鲜血的恶霸、地头蛇，都被抓起来枪毙了，再也没有人敢明火执仗来欺侮她了！她又放声唱起来，并且很快就学会了这个歌。

　　这个曲子也容易学，容易上口，和黄梅调的彩腔差不多。特别是黄梅调有“呀子一子哟”，这个曲子有“呼儿嗨哟”，唱起来特别有一番亲切感。

　　她并没有见到过毛主席，她只是从穿着蓝色灰色革命服和穿着绿色军装的人们身上，感到共产党是救星的信息。

　　这时，却发生了一支小小的插曲。

　　一天，她被解放军“俘虏”了起来。这个流落街头，到处卖唱的姑娘，别人怀疑她是日本侵略者留下的间谍。

　　据侦察报道：“皮肤那么白，身腰那么苗条，而脚丫却分和那么开——中国女人穿布鞋和皮鞋，脚丫都并得紧紧的——肯定是穿日本木屐穿的……”

　　鸿六自认晦气，八字不好，只得跟着他们走。但是，发现这些扛枪的，即使对俘虏也是客客气气的，没有什么邪门歪道坏心眼，估计有了冤枉还能申诉的可能，加上反正自己知道自己不是日本人，这是丝毫不会错的，所以，也就不像给地头蛇抓起来那样心惊肉跳。

　　说是当官的要审讯她。一般说来，官大一级脾气就大一级，也得准备有个大祸临头，硬着头皮进了那实在不像审讯室的小茅屋。

　　那里面有张破木床，被子打成个背包放在上头。一张小桌子，又吃饭，又办公，现在成了“审判台”。一个小老头，穿着一身旧军衣，噙着一要比爷爷那黑铜水烟袋还要逊色的小旱烟管。一笑，两眼角就布满了鱼尾纹。

　　“坐！坐！”那小老头笑眯眯地招呼着。

　　“这是我们首长。”当兵的严肃地给她介绍。

　　首长？不就是戏里唱的“首领”吗？鸿六心里还是格登地跳了一下。

　　首长一看，嗬，好个端庄秀丽的姑娘！这样年轻善良的姑娘，会是日本间谍？

　　“不要怕，姑娘，不要怕！坐！坐！”

　　鸿六一辈了没跟一个当官的平起平坐过，没想当了“俘虏”，反而第一次被人当个人待。也不知是怕好，还是感激好。

　　“我们的政策是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立功受奖。纵然是敌人，只要放下枪杆，我们就优待俘虏，懂吗……你还年轻，责任不在你身上，只要说清楚了，愿留下来和我们一起干，我们欢迎；不愿留下，要走，我们开路条，给路费……你讲吧！”

　　“讲什么？”鸿六两眼直眨。

　　“你是哪国人？”

　　“我是中国人。”

　　“嘿……我知道你现在是中国人，”首长诡秘地笑了一笑，“你过去是哪国人？”

　　“我过去也是中国人！”

　　“你爹妈是哪国人？”

　　“爹妈都是中国人！”

　　“爷爷奶奶是哪国人？”

　　“爷爷奶奶都是中国人……”

　　“那么，你的脚！你看你的脚！”

　　“我的脚怎么啦？”她有些不好意思地把脚缩到坐登下面。

　　“把鞋脱了看看！”

　　鸿六把鞋脱了，把五个脚丫伸得高高地：

　　“怎么啦？”

　　“嘿……”首长又诡秘地笑了一笑，“你这脚趾头为什么分得这么开？”

　　鸿六听了，心里格登一跳，自己从来没有注意过自己的脚趾头，如今不晓得说什么好，“这个……这个……”这就叫大家更犯疑惑。

　　“不要这个那个的了。老实讲，你过去在家穿什么鞋？”首长指出了要害问题。

　　不提穿鞋还则罢了，提起穿鞋鸿六鼻子一酸，眼眶就涌出了泪水。

　　“对嘛，早讲不就完结了！不要怕嘛，不要有什么顾虑。我们的政策，说到就办到，绝对算数的。你好好说，你都穿过什么鞋？”

　　“呜……呜……”鸿六难过地哭起来。

　　“不要怕，好好想想……”首长端过一杯白开水，鸿六满满地喝了一口。

　　“十三岁以前，铁树赤脚，放牛割草都打赤脚……不穿鞋……天冷了，穿大伯和大伯妈的破棉鞋，老大老大，趿在脚上……后来唱戏，买过一双皮凉鞋，买不起别的鞋，冬天还是穿皮凉鞋……”

　　“你放过牛？”

　　“嗯……”

　　“在哪里？”

　　“桐城罗家岭，白虎山……”

　　鸿六把她怎样放牛，怎样驮米卖，怎样当童养媳，怎样挨鬼子炸弹，怎样被祠堂追捕，怎样被伤兵砸园子，怎样被国军头目、地头蛇逼得吞金上吊，……一直到失业流浪，真个竹筒倒豆子哭着说了一个完全彻底，把旁边听的战士，引得眼泪汪汪，首长也不住地唉声叹气揉眼睛。

　　“她不是我们的阶级敌人！是我们受苦受难的阶级姐妹！你们啦！”他瞧着那几个憨厚的青年战士：“日本人！日本人！难道中国就没有好看的姑娘么！”他接着对鸿六说，“你吃过饭吗？”鸿六低头不做声。首长看她起码有半个月没吃过饱饭了，叫炊事班专给她做个鸡蛋豆腐汤。

　　“好好吃！好好吃！不要怕，就跟回到自己家一样！”

　　鸿六噙着热泪大口大口地吃着他们送来的饭，也真是泪水拌饭，不过，不是过去那种泪水拌冷饭，而是热泪拌热饭……

　　“你是个唱黄梅调的。不过目前我们部队没有剧团。你愿意留下来，到卫生队当护士么？”

　　“我想唱戏……”

　　“那也好！你这个理想会实现的！不远了，很快就会实现的！”

　　鸿六真有点舍不得离开他们，凭白无故吃了顿饱饭，擦嘴就走，太不通人情了。再说，十八九岁了！十八九年来第一次遇到这种看得起自己，不把自己当臭戏子，不打不骂不欺侮人的好人，心里酸酸的，不知怎么表达自己心里这番意思才好。她从口袋里摸了又摸，摸出了她吞过的那只金戒指，双手捧到他们面前：

　　“首长，我吃了你们饭，没有钱，这……”

　　那首长把她捧着金戒指的手合了起来，亲切地对她说：“我们不拿群众一针一线，这个你留着，将来你还用得着。”

　　“你们还准唱戏？”鸿六听到唱戏，心又跳了起来。

　　“准啦！”

　　“准唱黄梅调？”

　　“准啦！谁说不准啦？”

　　“你们看得起唱黄梅调的戏子？”

　　“为什么看不起？”

　　“我们是——下等人……”

　　“我们都是下等人，我们是下等人自己的队伍！”

　　鸿六的心都跳到心口中了。

　　那首长又塞给她几张北海票：“这几张钞票你带着，路上好买吃的。”

　　鸿六的眼水一下刷刷地淌了下来。

　　首长一直把她送到村口：“再见！希望将来在戏台上见到你！”

　　鸿六想，他们果真像青阳天主堂神父讲的，会“从灰尘里抬举贫寒人，从粪堆中提拔穷乏人”，是黄梅调穷戏子的救星么？

　　她恭恭敬敬朝他们鞠了一躬，走了。

　　果然，不久，黄梅调时来运转，小鸿六也跟着叨光，走上了新路。

　　“一九五○年，安庆市黄梅戏的演员阵营得到进一步加强。流落他乡的严凤英回到了安庆……”(王老按：引自《艺坛》试刊号，洪非《漫谈建国初期的黄梅戏》一文)

　　“一九五○年春江水暖的时候，(王老按：据严凤英在“文化大革命”中交待，是1951年，洪非同志同意这个说法)踏上自己出生的故土，当她见到启蒙老师严云高、尊敬的长辈丁永泉(即丁老六)和幼年伙伴桂月娥等人时，不禁悲喜交集，热泪盈眶……

　　“严凤英回到安庆后，桂月娥等到芜湖、径县等地演出，后固定在铜陵县。安庆的‘大观亭’则与‘群乐’合并，改为‘胜利剧场’，并迁到钱牌楼新址。严凤英加入胜利剧场后，已开始排演‘新戏’了。所谓‘新戏’是对传统老戏而言。一部分是根据章回小说和各种唱本改编的用‘水词’唱的‘幕表戏’，如《金镯玉环记》等。另一部分是出版或发表过的有固定唱词的历史剧和现代戏。严凤英上过几天学，文化水平比一般黄梅戏艺要高些，人又聪明，接受能力强，排练‘新戏’时，大都是她扮演女主角。她在经过比较认真排练过的历史剧《江汉渔歌》中扮演的渔家女阮春花和现代戏《柳金妹翻身》里扮演的女工柳金妹，都很有光彩，开始表现出一个优秀演员的才华。但当时的观众(仍以市民为主)对新编历史剧和现代戏都不甚欢迎，因此这个时期严凤英主要演出的剧目仍是《小辞店》、《反情》和以情节取胜的幕表戏。”(王老按：引自《艺坛》试刊号，洪非《漫谈建国初期的黄梅戏》一文)(道士按：所谓“幕表戏”，即事先立一个提纲，如《女驸马》(只是比方)，演前决定演绣楼、花园、状元府、洞房、金殿等几场，大概的剧情演员们都清楚，但没有固定剧本，由演员在台上发挥。反正李兆廷被抓了，冯素珍中状元了……剧情对了，观众爱看就行)

　　《江汉渔歌》是田汉写的新历史剧，是写宋代汉阳太守曹彦约抗金的故事。渔民阮复成和女儿阮春花抓住了金兵奸细，押送府衙，曹彦约将计就计，利用奸细来瓦解敌军，袭击敌营。阮复成父女率渔民相助，大败金兵。

　　阮复成父女的表演和身段都借鉴了京戏的《打渔杀家》，连父女两人亮相，都采用了《打渔杀家》的架子。

　　导演和演阮复成的演员都唱过京戏，严凤英也和京戏小有接触。这个本子的结构、唱白安排，也都是按京戏规律编排，再加上锣鼓一响，身段一做，都基本是京戏了。不过唱的不是京腔，而是黄梅调。也可说是京戏黄唱。和老黄梅调所不同了。严凤英开始接触另一种风格。

　　京戏黄唱，逼得严凤英去探索，去尝试，去创造。比如，她们原封不动地把京戏《玉堂春》搬到黄梅戏舞台上来。一招一式都套京戏的。不过唱腔是黄梅调。京戏是原板，黄梅调就唱平词；京戏是二六，黄梅调就唱二行或三行；京戏是流水，黄梅调就唱八板；京戏是快板，黄梅调就唱火攻……

　　《玉堂春》会审时，要拶苏三，京戏里苏三在唱“大人啦”时，使了一个婉转的行腔，严凤英也按那尺寸，用黄梅调使了一个婉转的行腔，严凤英也把黄梅戏拉散，行腔，还真像那回事。

　　不论在《江汉渔歌》里套《打渔杀家》也好，还是在《玉堂春》里套“阴司腔”也好，对接触过京戏的艺人来说，本来是手到擒来的事。然而因为不再愁饭碗问题，不再怕伤兵砸园子，不再怕官老爷逼得吞金上吊，所以严凤英确实感到恭逢盛世，可以大显一番身手。就像被巨石压弯的嫩竹，在巨石铲除后，又挺起躯干，唤醒了在罗家岭白虎山埋下的那颗赤子之心，满肚子的热血像开闸似地往外迸射出来！兴之所至，把肚子里的全副招数往外搬，民歌啦，流行歌曲啦，老黄梅调啦，京戏啦，一古脑儿往黄梅调戏里塞，也不管它是个三不像还是四不像，淋漓痛快。居然，有些片断，譬如《玉堂春》里“阴司腔”，也叫她蒙对了，受到观众的欢迎和称赞！

　　于是就有些溢美之词，如“聪敏”啦！“天才”啦！“有创造性”啦……等等等等。严凤英后来回想这段经历，也笑笑，“哪有什么天才，什么创造性？一来是因为共产党来了，无忧无虑，有心思想点子了；二来是还要跟兄弟剧团打对台呀，不想点新招数就卖不掉票，不但名声不好听，也影响收入。”

　　所谓“打对台”，就是艺术上的竞争。当时安庆有两个黄梅调剧团，一个是严凤英所在的胜利剧团，一个是民众剧团。民众剧团人强马壮，列为省的重点剧团，严凤英所在的胜利剧团不是重点，演员和衣箱都不如民众剧团齐全。民众天天排新戏，像《金玉奴》、《十三妹》、《孟丽君》、《唐伯虎》、《二度梅》、《诸葛亮招亲》……以前的剧目还有《南北斗》、《塔子沟》、《斩黄袍》、《朱洪武出世》、《黄桂香得道》、《绑子上殿》、《汾河湾》、《戏迷传》、《大战宛城》、连台本戏《西游记》、三本《铁公鸡》……后来又演了《仇深似海》。据说总共一百多出，而且绝大多数是黄梅调三十六本大戏、七十二本小戏所没有的。

　　而严凤英所在胜利剧团只能算是“第三世界”了，主要剧目又都是《小辞店》、《戏牡丹》、《西楼会》、《山伯访友》、《反情》、《打豆腐》、《打纸牌》、《纺线纱》、《瞧相》……等黄梅调的传统小折子，而偏偏要和“民众”打对台，真有点蚍蜉撼大树，可笑不自量了！

　　一个才二十岁左右、从污泥浊水中扑腾过来、伤痕累累、尘垢斑斑、脑子里一盆浆糊的无父无母的弱女子，加上剧团又是人齐马不齐，偏偏和重点剧团打对台，现在看来真是不可思议的事。那时的严凤英谈不上什么无产阶级的革命觉悟，所以她的观众也不是正统，而像上面引文所说的，“当时的观众(仍以市民为主)”。就是这些安庆市民还特别爱看黄梅调，熟悉黄梅调的传统戏和传统唱腔，有的甚至能唱能演。他们十分爱挑剔，什么是黄梅调的味儿，什么像掺了水的酒，走了味儿。黄梅调艺人从老辈那里继承了演唱艺术的传统，安庆市民也从老辈那里继承了欣赏习惯的传统。安庆市民过去捧过丁老六、郑鸿霞……等等，如今就捧严凤英。严凤英的觉悟不高，对共产党只有朴素肤浅的报恩思想。对安庆市民，则把他们当作衣食父母、再造爹娘——也可说是狭隘的江湖义气吧，演他们爱看的戏，唱他们爱听的调。

　　她这个觉悟一直到六十年代也没提高。她曾回到故乡罗家岭，说什么：“我要经常来故乡，看看菜子湖，爬爬白上山，‘回回炉’，要不然，我的黄梅调你们就不爱听了。”

　　甚至到了“文化大革命”时期，她还偷偷地跟一个叫曹开林的小伙子讲，她要像在医院“随访”那样，要和安庆的观众保持经常的联系。

　　任何比喻都是不科学的。为了简单地说明问题，是不是可以这样说：“三言”“两拍”之类的小说是孕育在市民之中的，不登大雅之堂的俗文学；而黄梅调则是孕育在市民之中的，不登大雅之堂的俗戏剧？

　　因为俗，再加上老黄梅调的确是泥沙与珠玉并存；有些乡村班社演出还有封建、迷信、庸俗、下流的场面(即使如京戏之类的大戏，也免不了)；黄梅调的班子和艺人，又都像吉普赛人，到处流浪，贫穷粗野。所以，有的同志从小对黄梅调就没有好感。共产党派他干，他才硬着头皮干的。

　　我呢？爱黄梅调是可以的，看、听、学都可以；鼓吹黄梅调是可以的，甚至在台上唱黄梅调也行。超然于黄梅调之外。但是叫我下海到黄梅调班子里来，那不那么心甘情愿。我要找个更革命的地方来贡献我的终生。像我这样的人尚且如此，别的同志就更不用说了。

　　更何况，在中国做女戏子难，而且唱的是清朝皇帝、国民党和祠堂早有明文禁止的“花鼓淫戏”的黄梅调！那么只消一夜戏唱罢，就不是十目所视十手所指，而是千目所视千手所指了！

　　书法艺术讲究的是“笔力透纸背”的工夫，而有些议论女戏子的专家，那工夫也讲究的是口力透纸背，非把她谈个身败名裂，死不瞑目！可以想象，我们都是有二十上下的子女或弟妹了，如今享受着我们父严母慈史悌姐爱的天伦之乐。而二十岁的严凤英却要独当一面，无父无母无兄无姐，要把一个剧团撑起来，把黄梅调唱出去，把观众吸引到身边，把票卖满肚子混饱，且不说是为黄梅调献身吧，就这样活下去也是多么不易！

　　当然，安庆市民捧她，以前不也捧过吗？时代不同了，现在安庆市民有了一个靠山，即中国共产党。因此严凤英这个埋在泥土的明珠就有了重见天日之可能。

　　一九八二年《戏剧界》的黄梅戏专辑，发表了陶演的《严凤英首次录音记》，内容如下：

　　“一九五一年夏天，安徽省文化局和安徽广播电台派我和徐寿凯同志，到安庆市去采录黄梅戏。那时候，全省只有一架钢丝录音机，可谓稀奇的宝物了。录音工作在安庆进行得很顺利，录下了王少舫、潘璟琍、王少梅的《梁祝》和《会母》等戏。

　　“有一天深夜，我正脱衣上床，忽然有一位女同志敲响了我住处的房门。咦！这么晚了，是谁来敲我的门的呢？开门一看，不认识。她大大方方地走了进来，说自己是文化馆的干部，因为工作调动，明天一早就要离开安庆去云南。她坦率而诚恳地对我说：‘通过这几天的观察，知道你是个有心人，我也是个有心人，所以冒昧半夜敲门，向你介绍一位好演员——严凤英。她在胜利剧场，黄梅戏唱得可好呢。’听完她的介绍，我说：‘好吧！你陪我去见见她，现在就走’！

　　“到了胜利剧场，严凤英正在舞台上排《英台描药》。原来当时安庆市有两个剧团，一个‘民众’，一个是‘胜利’。民众剧团实力雄厚，有丁老六一家，潘泽海一家，还有王少舫、王少梅等，是政府戏剧改革的重点。他们当时在演《梁祝》，轰动了安庆，已客满一个月了。严凤英不服气，挂牌《山伯访友》。我看她排戏，唱得甜，做得细，再听她一番谈吐，更觉得她气质不凡，聪明过人。

　　“我想一个好演员，要有好嗓子，好扮相，好身段，但更重要的是得有表演艺术的气质和聪慧。我觉得严凤英在这一方面似乎是具有特异功能的。她放牛娃出身，文化水平不高，但她对剧本的解释和人物性格的掌握，总是那么准确。她音乐修养也不高，可是她对黄梅戏曲调作了巧妙的处理和创造性的应用。

　　“第二天我力争录制严凤英的戏，但阻力不小。有人从政治上歧视她，有人从艺术上贬低她。无奈之中，我耍了一点花招，打着‘资料录音’的幌子，排除了种种障碍，录了她的《蓝桥会》、《游春》两出小戏。回到省里，我们向省文化局和省电台领导同志汇报，并放了严凤英的录音，当时就博得一片赞赏。不久就把严凤英、王少舫等演员调到省里学习，随后又成立了安徽省黄梅戏剧团，从此她在党的培养下，对黄梅戏艺术的发展作了很大的贡献。

　　“我把这件小小的往事，不作修饰地写出来，无非是抚今追昔，作一眯小小的呼吁：‘人材！人材！……’”

　　——陶演同志也是个黄梅戏音乐的老内行了，他熟悉严凤英的唱腔。一九五七年后，从省电台调到黄梅戏的老窝子宿松，默默无闻地埋头创作，刻苦研究。他这篇不加修饰的文章，我也一字不改地抄在这里，一是对他和调到云南的那位不知名的女同志，这两位有心人表示深深的感谢；另外，从这文章里我也得到深刻的启示，想干一番事业，不要追求一帆风顺，四平八稳，不要过多地责怪领导重视不重视，客观支持不支持，主要看自己坚强不坚强，锋利的刀刃是在砺石上磨出来的！“玉不琢，不成器”。还有一条是常常议论到的德、才、机，“机”即机会，老话讲的“运气”。严凤英这时大的运气是好的，即恭逢解放，得到翻身。小的运气还不通达，若不遇“贵人相助”，也就这样自生自灭埋没下去。我无意宣扬“机会”、“运气”的唯心主义。只是想，希望这样的有心人和“贵人”多一点，最好人人都是有心人，人人都是“贵人”，好么就会有更多的严凤英和超严凤英，在唯物主义的思想指导下，如雨后春笋，破土而出了！

　　这里必须要记下一笔：1951年4月3日毛泽东同志新笔为中国戏曲研究院题了“百花齐放，推陈出新”。5月5日，周恩来同志签署了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关于戏曲改革工作的指示。1952年夏天，刚建立不久的安徽省人民政府文化事业管理局，就在合肥举办了“安徽省暑期艺人训练班”，发动省的戏曲界进行三改(改人、改戏、改制)。严凤英参加了这个训练班，对她今后的道路和事业起了极大的影响。全省各剧种的五百多个有影响的演员聚集在一起，学习党的政策，听首长报告，得到知识分子出身的同志的帮助，有生以来头一回和大家平起平坐，头一回受到人的抬举，头一回人的尊严受到尊重，严凤英日夜处在兴奋和激动之中。她不仅演出了自己的拿手戏《蓝桥会》、《游春》，也把自己在旧社会受的迫害、污辱、苦难，以及自己灵魂深处受的污染，像对亲人一样，哭了一个够，控诉了一个够，倒了一个够。真像受了一次革命的洗礼，脑子也清了，眼睛也亮了，腰杆也硬了，浑身劲也来了！不想竟然还有人表扬，说是苦大仇深根子正，觉悟提高了。你说严凤英高兴不高兴！真像“圣经”里说的“大救星”，“从灰尘进而抬举贫寒人，从粪堆里提拔穷乏人。使他们与王子同坐……”

　　这个时期她真有使不完的劲，配合土改，反霸，抗美援朝，宣传婚姻法，她除了认真地排《柳金妹翻身》、《江汉渔歌》之外，还排《两朵大红花》、《木兰从军》等。配合民间节日，如端午节演《渔网会母》(反串小生)，七月七演《牛郎织女》。除了移植兄弟剧种的《玉堂春》外，还移植了《秦香莲》、《坐楼杀惜》等。一年排十几个戏！

　　这在几年不排一个新戏的情况下，是不可理解的。

　　可是——

　　公元一九六七年十月十四日下午，于安徽省红梅剧团(即原黄梅戏剧团)二楼东学习室，把原黄梅剧团的团长、副团长、党支部书记五人集中起来，要他们彻底揭发彻底交待省黄梅戏剧团建团十五年来，疯狂推行“刘少奇反革命修正主义文艺黑线”的问题……等等。

　　公元一九六七年十一月三十日于前“走资派”的秘书室，揭发和批判严凤英，要她交待旧社会的“罪恶历史”和在新社会疯狂推行“刘少奇反革命修正主义文艺黑线”的问题……等等。

　　严凤英想不通，不理解——也无法理解。如实讲，就是“往自己脸上贴金”，就是“狡辩”，就是“反攻”。若提起当年成立资产阶级颜色的“黄”梅剧团，而没成立无产阶级颜色的“红”梅剧团，是由于一九五二年暑期艺人训练班学了贯彻毛主席“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的方针，那又是“拉大旗当虎皮，包住自己，吓唬别人”。勒令不光要揭发刘少奇和周扬，还要把自己放进去，革自己的命！

　　严凤英只得找我帮她捋，像梳维吾尔族小姑娘头上的辫子一样，把祖宗三代一代一代地捋；把自己三十七年来的日子，一年一年地捋；把唱的戏，一出一出地捋，……无论怎样捋，觉悟都提不到“无产阶级造反派”的那种高度。

　　这倒使她回忆起不少往事——这些事，有待以后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