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业

　　我只敢说这样一句话，就是你们实在幸福！现在你们不是从地平线往上爬，登高。鲁迅他们是从地平线的地方登高，攀登几千米。而你们是在我们这个国家已经登到二千米或者三千米的地方，你们的起点是二千米，是三千米。

　　――丁玲

　　人生最苦的是离别，何况安庆浸着严凤英老少三代的欢乐和泪水；这里是她的摇篮、坟墓和返魂床；这里有她的恩人、好友和仇敌；这里有她的老师、同窗和徒弟；这里她曾憧憬，曾绝望，又曾获得希望；圩边的护堤柳，菱湖的荷花，大江的波涛，都和她的心千丝万缕地联系在一起；她曾张徨地离开过安庆，含着泪水离开安庆，像被俘的死囚一样离开过安庆……她的心硬了，感情麻木了……然而，这一次离开安庆她却心潮起伏，久久不能平静。她像嫩芽舍不得离开沃土，像女儿离不开母亲，然而，又像参军的孩子，抑制着母子深情奔赴征途。

　　她没有什么家具行装，孑然一身。王大哥、金大姐和崔大哥都鼓动她置点家什。

　　“如今翻身了，再不滚稻草了，得买张床，添口箱子，零零碎碎的东西也有个地方收拾！”金大姐说。

　　班里人也给她参谋：“到省里，莫叫人笑话，说我们安庆的文艺工作者像个戏花子！”

　　“买一点手头少不了的东西，给公家省几个钱也是好的……”

　　她也想买点安庆的东西，到合肥也是个纪念。于是就到龙门口、韦家巷一带的旧货店，四牌楼的寄售商店巡视一番，在大家的参谋下，买了一张六成新的铁床，(油漆剥落了，两头松动得可以当摇篮来摇晃)一个破羊皮的戏箱，两个旧高丽纸的木箱，把全部行头家当收捡起来。

　　这几样破烂，在班里人眼里真比公主招驸马的嫁奁还要阔气：“真是安庆的女儿嫁到合肥了，总算没给娘家丢人！”

　　“真是毛主席的恩典！唱黄梅戏的也能买铁床了！”

　　旧货店看是严凤英，也真像娘家的哥嫂似的，情愿少赚几个钱，打个八折卖给她。严凤英反过来掏腰包买票请他们全家看戏——所以以后有人批判严凤英，讲她买票拉人来为自己“捧场”，就是从这类事情演绎出来的。但是，当时大家异口同声地说：“好呀！好呀！翻了身呀！真正翻身了呀！要不是新中国，我们艺人能买得起铁床，买得起木箱吗！”

　　于是，还忆苦思甜一番。忆旧社会的苦，思新社会的甜。

　　老朋友，老观众，师傅徒弟，你送一点，我送一点，还真把几口箱子塞得满满的，俨然大腹便便的“资产阶级”。

　　临行的前几天，严凤英拖着田玉莲、秦启霞到龙门口看看余家祠堂、联升客栈，到迎江寺看看宝塔，到江边看看混浊的江水，到群乐、大观亭、草屋、胜利……几个剧场看看自己失去的童年和昨天。

　　当然，最舍得的还是人。她不放心秦启霞和田玉莲这两个小妹儿。这两个小妹儿也舍不得离开她。

　　“你丢下我们走了！我们怎么办？”田玉莲眼里闪着泪花。

　　“你们能够站得住的。你的条件很好，人又聪明，这几年我虽然没有教你多少东西，但你进步还是很快的。我走后，你的担子就重了……但是，你能挑得起来，能挑好的——你比我初到安庆好多了！解放了，不会有人欺侮你！跟团里人团结好，尊重同志，虚心学习，讲究戏德，刻苦练功！争取做一个好演员！”

　　“真恨我没有用心把你的戏都学下来……”田玉莲说。

　　“再学也不迟。不光学我的戏，别的老师的戏也学；不光学花旦，青衣、老旦、彩旦、小生都学；不光学黄梅戏，京戏、话剧、电影、歌舞都学……这样，才能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十八般武艺样样拿得起放得下，路就宽了……

　　“安庆离合肥不远，我想你们，还会来看看你们的戏。你们有么事也可到合肥来找我……”

　　师徒们真是说不完的知心话。

　　市里的书记、市长、部长、局长都来了，真像嫁女儿到婆家一样，千叮咛万嘱咐：

　　“我们代表安庆的人民，把女儿嫁到省里！常言道，嫁出去的女儿泼不掉的水！我们的革命感情泼不掉！你不能忘记安庆人民！要给安庆人民争气！”

　　说得严凤英嘴唇也抖起来，眼泪也啪啪往下掉，真像女儿离不开娘那样，牵肠挂肚难分难舍。

　　特别是老朋友、老观众、老邻居，你送来我送去，搅起一阵“剪不断、理还乱”的离愁别绪——

　　“不要把我们忘了！”

　　“不要到大地方就忘了穷乡亲！”

　　那常年为严凤英看病的陈医生说：“有病就要看，不要拖！你呀，二十出头了，还是个小伢脾气。又没个老子娘，只晓得唱戏，不晓得爱护身体！”他这一阵特意天天上门为凤英拿脉看病，叫自己的老伴为她煎汤熬药，眼看她喝下肚；甚至把祖传的秘方良药免费赠送；甚至把她接到家里住下，精心治疗……他说：“一定要把个康康健健结结实实的严凤英送给省里；一定要把个玉润珠圆的好嗓子送给省里——这就是我们安庆人对省里的一番心意。”他还反复叮嘱：“常来信，有哪里不舒服，要么药，只管来信讲，马上就寄去——不要你报销！”

　　这真是戏里唱的“舍不得来也要舍，丢不得来也要丢……”严凤英终于和民众剧团的丁老六(丁永泉)、张云风、陈月环、王文治、王文龙、沈贤志、丁俊美，胜利剧团的查瑞和，作为支援建立省黄梅戏团的第一批骨干力量，告别了故乡安庆，奔赴合肥。

　　放爆竹呀，敲锣鼓呀，市的各级领导亲自来相送呀，师友们、徒弟们、亲友们鼓掌呀，握手呀，叮嘱呀，流泪呀，……真像做喜事一样，把黄梅戏这朵花送进省城。

　　春风从汽车的窗口拂到每个人的胸怀，青山绿水争先恐后地闪入眼帘，一切都变了！这次出走，是为了革命！而革命是多么令人向往，多么具有吸引力！所以整个车厢一片笑声……

　　有时，一股凉意也会悄悄袭入严凤英的心头，安庆到底还有她的亲人呀——她想得最多的不是她的父亲母亲，而是罗家岭的死去的活着的姐妹，祖父祖母，特别是那失去踪迹多年的妹妹，这可是亲骨肉啊……

　　这次到合肥，不是短时学习而是要安家扎根了。那时合肥有个京戏班，在旧天后宫京剧院唱新编的《真假李逵》之类的农民起义英雄的戏。还有个倒七剧团，现在改叫庐剧团，在唱移植的《梁山伯与祝英台》，风靡一时，可以说“满城争唱‘书馆门前一棵槐’”，一片兴隆景象。还有省文工团，又演话剧又搞舞剧，演起治理淮河的戏，满台就出现灯火通明的大水坝；演起修理龙须沟的戏，满台就出现北京城。还有个省军区文工团，演起戏来，真枪真炮，台上就成了战场，惊心动魄……这些剧团在合肥给观众留下极好的印象，一有新戏，人们争先恐后去抢票。加上合肥又按南京大华电影院的门面，盖了个解放电影院——当然，按球鞋厂的说法，大华电影院是四十二码的，解放电影院只能算是三十四码了。但，那在合肥也是五千多年来第一次为劳动人民兴建了这么座文化娱乐场所，所以合肥人民心里掀起一阵兴奋，引为骄傲。当时党政军民学出条件好一点的，像军区文工团，在司令部大礼堂内，那还是个草屋顶。省文工团盖了个和平剧场，屋顶铺了白铁，门面缩在小巷内，也没有这气派。至于京剧团和庐剧团，也都是草屋顶，残留着旧时代的“德政”。如今出了个省黄梅戏剧团，连草屋顶还没有呢，只有东插一脚西插一脚，“串场”演出。因为当时演员不多，虽有几个黄梅调的老艺人，其它是刚走进革命队伍的学生，他(她)们在文工团跳过舞，唱过歌，演过话剧和歌剧，在旧社会没唱过戏，所以叫做新文艺工作者。黄梅调艺人在旧社会唱过戏，所以叫旧艺人。还有几个业余剧团的业余演员，因为会的戏不多，也叫新文艺工作者。

　　新文艺工作者年纪轻，在旧社会上过洋学堂，读过书，精神面貌新。因为对黄梅戏不熟悉，所以革起黄梅戏的命来就不那么受感情方面的阻挠。旧艺人大多年纪大些，没读过什么书，在旧戏班混过，沾染些旧习气，再加上祖师爷传下的这个饭碗，捧了一辈子，革起黄梅戏的命来，就不那么痛快地下得了手。严凤英是旧艺人，但年纪轻，介乎这二者之间。她时常梦想自己在旧社会也上过洋学堂，读过书，再早参加革命七百三十天。那么，自己也是个新文艺工作者了。但是，她对祖师爷传下的好腔好调又爱得比命还深，谁要革它们的命，又会本能地争个脸红脖子粗。所以，她在新文艺工作者和旧艺人中都能找到共同语言，也都会碰到矛盾；都有朋友，也都能争论起来——这时的争论主要是为了事业，为了省黄梅戏剧团开疆辟土打江山。那时毛主席提倡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所以有时尽管争得脸红脖子粗，争论完了又能坐在一起吃合肥的特产烘糕、大麻饼，享受民主和关心政治关心社会主义建设的乐趣。严凤英很喜欢这种争论，一开始免不了像过去在白虎山上对歌一样，为自己的胜利而争；然而现在逐渐学会了为真理的胜利而争，即使自己失败了，却真正进步了！

　　首先，就要在上面讲的几个文工团、戏曲团等“强国”中争一席立足之地。合肥有一条横贯东西的小河，叫金斗河，它的支流上跨县桥、和平桥、洛水桥、回龙桥以及东大桥等等，二十多座大小桥梁，想当年也是“二十四桥明月夜”的光景。十年河东转河西，有的桥堵塞，有的河改道，只剩下桥名，变为街道了。然而老人们还会兴致勃勃地讲这些桥的来历和光荣历史。你要到明教寺，登上教弩台，就会有老人告诉你：

　　“这是曹操练兵、阅兵的地方！”

　　你要是到逍遥津去玩，又会有老人告诉你：

　　“你看过《三国演义》里张辽威镇逍遥津没有？……”

　　教弩台不远就有座桥，叫飞骑桥：《江表传》记孙权跃马飞越津桥，传说就是这个桥。唐代吴资有诗曰：“曹公教弩台，今为比丘寺。东门小河桥，曾飞吴主骑。”

　　合肥自古是兵家必争之地，“淮右襟喉，江南唇齿”，三国的孙曹，宋的抗金，黄巢、张献忠、陈玉成都争夺过合肥。如今几大剧团云集合肥，军区文工团住在段祺瑞的段家祠堂前的城隍庙里，省文工团住在李鸿单的李家祠堂紧邻，京剧团、庐剧团南北相望，真如四国对峙金斗河，好一派列强争雄的局面。何况他们在合肥已经经营多年，阵容整齐，庐剧更是合肥土生土长，成了合肥人除五谷杂粮外，生活最重要的必需品之一。何况如今有了新文艺工作者参加，《梁祝》一举成名，满城学唱，真有执牛耳之势。而黄梅调——谁知道有个黄梅调？严凤英，谁知严凤英何许人也？对不起，生疏得很。住呢？没有房子，借住城北苗圃的省卫校里。唱呢？没有剧场，就借省话剧团、省军区礼堂、京剧团、庐剧团的场子演出。阵容呢？也可以说是“三打七唱”了，不仅来自五湖四海，而且来自话剧、歌舞、学生。要和这些“列强”争一席地位，吸引一部分观众，没有创业的雄心大志，没有创业的措施，没有为创业作牺牲的决心，要想轻而易举，一蹴而就，是根本不可能的。

　　省委重视黄梅戏，叫省文化局认真抓黄梅剧团。省委书记亲自过问严凤英，叫原苏北解放区的第一个女县长、当今的省委候补委员、省教育厅孙兰和省妇联主席、副主席几位老大姐，亲自来管这个小妹妹。

　　省委和省文化局从战略上组织上广泛搜罗人才，选派得力的干部，抓建团的重点工程——创作。只要是人才，不管你是北方老侉也好，南方老蛮也好，你不会黄梅戏，学！叫“新文艺工作者向老艺人学习”。而老艺人在思想上，文化上又向新文艺工作者学习，好比“中西医结合”。于是话剧团的导演李力平也调来了，京剧团的乔志良也调来了，搞庐剧、泗洲戏以用群众音乐的方绍墀、时白林也先后调来了，加上前面话剧、歌剧、歌舞演员，真是兴旺发达。

　　不仅在队伍的组织上执行的是这种开放政策，连艺术创作上也郑卫、桑间、韶虞、武象，快意当前，一概拿来。王文治在《天仙配》的“鹊桥”中，“读书之人坐寒窗”就用了评剧的旋律——

　　0545| 654 |3.535| 6.543| 2——|读书之　人坐寒　窗(道士按：由于网页html不支持双下划线及高音头上加点的显示，所以谱子未必准确，还请谅解。等以后找到可以打谱的软件，一定更正！)

　　方绍墀的曲子有时就会出现包龙图家乡合肥庐剧旋律。

　　时白林是淮北蒙城人，那里西南方向有庄周的遗迹。估计庄周那时宋国的版图，“蒙”，可能从河南的商邱一直联到安徽的蒙城。那地方有种民间歌曲“四句推子”，煞是好听。太阳落山收了工，两把胡琴一拉，一群人围着就唱起来。旋律总共只四句，循环往复，可以唱到你筋疲力尽不想唱下去的地步，越听越迷人。时白林把它的旋律吸收到黄梅戏里来。时白林按占国封建割据的观点是古宋国人，黄梅戏的老家则在古楚国，这种吸收“四句推子”的做法，也可以说是把宋国音乐吸收到楚国的戏曲里来。只是秦始皇早把这些各霸一方的小国统一了起来，使我们今天见怪不怪罢了。

　　在这些思想的指导下，在这些朋友的熏陶中，严凤英也极少保守，广采博收。学京剧，学庐剧，学话剧，学歌剧……文化局也派来得力的干部当团长，比如第一任的闵人，第二任的吕波，带着大家学，有时整句整句地学，有时整段整段地搬，甚至全剧全剧地套。像庐剧的《打桑》、《借罗衣》，泗州戏的《拾棉花》，皖南花鼓戏的《扫花堂》、《打瓜园》……以后甚至移植越剧的《打金枝》、《春香传》，楚剧的《葛麻》，川剧的《做文章》……等等。

　　闵人当过文工团的团长，庐剧团、话剧团、文工团都有他的熟人，他们也来学黄梅戏，黄梅戏也学他们。几个剧团在金斗河边对峙，隔河相望，吊嗓练声相闻，但不是老死不相往来，而是交往频繁。经常赛篮球、排球、乒乓球，各有男女球队。黄梅剧团的女篮就有严凤英，包打前锋、中锋、左右边锋带后卫，有白虎山头和放牛娃打架的勇猛风格，横冲直闯，所向无敌，为洋堂女学生出身的姑娘们不可望其项背，招架不住。

　　那时还学会部队拉歌的一套，你唱“嗨啦啦啦啦，天空出彩霞……”我就唱“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

　　“黄梅剧团好不好？”

　　“好！”

　　“再来一个要不要？”

　　“要！”

　　那带头喊的不是话剧团的李琦，就是庐剧团的鲍志远……

　　“话剧团好不好？”

　　“好！”

　　“妙不妙？”

　　“妙！”

　　“再来一个要不要？”

　　“要！”

　　那叫得嗓门最大的，煽动性最火爆的，肯定是严凤英！这简直像白虎山头对歌赛歌，能从抗日战争唱到解放战争，又从解放战争唱到抗美援朝。最后，庐剧团就唱《梁祝》，黄梅剧团就唱《打猪草》……严凤英在赛歌场上也是横冲直闯，所向披靡。闹得不可开交，最后只有音工组的朋友出面，来个总指挥，大合唱，那就分不清谁是属谁的剧团，谁属谁人剧种。

　　这种广结广交的开放活动，对严凤英起着潜移默化的影响，从野丫头变得文明点，从童养媳变得幸福点，从旧戏子变得新文艺工作者点。精神面貌起着变化，表演和唱腔也大方起来，新颖起来。

　　那时，人们都沉浸在解放的欢乐海洋中，都愿意，乐意让革命的浪潮涮掉自己身上的泥垢，“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严凤英下定决心改造自己，自学地，主动地，愉快地参加学习，接受改造。

　　那时，地球上唯一可学的社会主义样板是苏联，大家“一边倒”，倒向苏联，学苏联。

　　那时，大家积极热情地穿苏联大花布，即使男人的短裤头也用苏联大花布做。一时间真个红男绿女五彩缤纷煞是有趣。男的爱穿库班哥萨克的套头衫，女的穿苏联大花布的布拉吉。跳俄罗斯的集体舞和交谊舞……这一阵革命狂飚冲击着每一个角落，改造着每一个人。严凤英也卷进了这革命的狂澜，主动地被动地改造着。严凤英喜欢穿列宁服，戴列宁帽，穿苏联大花布的布拉吉。

　　那时大家学苏联，是把普希金、老托尔斯泰、奥斯特洛夫斯基、别林斯基等都算在内的。文艺上的学苏联，一方面是学列宁、斯大林、高尔基，另一方面也学俄罗斯艺术传统。严凤英喜欢史楚金演的列宁，也喜欢塔拉索娃在奥斯特洛夫斯基的《无辜的罪人》、老托尔斯泰的《安那·卡列尼娜》和小托尔斯泰的《彼得大帝》在扮演的人物。特别在《彼得大帝》中，她从一个农村少女一直演到彼得大帝的王后，人物的成长、发展，层次分明。严凤英特别喜欢她在塑造人物时，注意人物气质和气质的变化，村姑就是村姑，王后就是王后，决不是塔拉索娃自己。演安娜·卡列尼娜；演柯鲁齐宁娜，又变成了柯鲁齐宁娜。

　　严凤英从戏，接触到俄罗斯文学；又从戏接触到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表演体系。她贪婪地买苏联的小说，读俄罗斯的文学作品，看《演员自我修养》，观摩省话剧团的演出和电影。

　　不仅《天仙配》、《柳树井》的导演，原来是搞话剧的，按斯氏体系来要求严凤英。就连一些传统剧目的人物表演，严凤英也尝试、探索着吸收斯氏体系的表演技巧，演出不同人物的不同性格不同的气质来。

　　演《打猪草》的陶金花，就是白虎山上的村姑。

　　演《柳树井》的招弟，就是幼年间在罗家岭结识的那些童养媳小姐妹。

　　演《天仙配》的七仙女，她更着意创造“玉帝最小偏怜女”的公主、俏皮的村姑、忠于爱情的农民妻子。

　　斯氏体系里谈到“情绪记忆”。严凤英的曲折复杂的生活经历，使她内心视觉记忆、内心听觉记忆丰富多彩，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罗家岭的姐妹，安庆的乡亲，九华山的尼姑，小饭店的老板娘，逃难的难民，卖身的妓女，好人家的女儿，财主家的丫头、姨太太、小姐……不仅能记住她们的表情、体态、声音和动作，而且能记住她们那些看不到听不到的性格、气质、心理状态……等等等等。严凤英模仿她们惟妙惟肖；把她们的某些神情再现在舞台上。

　　一九五四年华东戏曲观摩演出大会，严凤英演了《天仙配》、《打猪草》、《砂子岗》三个戏。三个角色都是村姑(七仙女下凡也变成村姑)，都是花旦。然而她“从人物出发，而不从行当出发；从生活出发，不从程式出发”，调动了情绪记忆的宝藏，演成了三个截然不同的鲜明形象。

　　“小时候，我是在家放牛的，”她对记者说，“我有很多‘村姑’的姊妹；也可以说我自己就是个‘村姑’。提起农村生活，我马上想起了小时候我调皮地跟放牛娃在山坡上打架的情景。对她们的生活还是比较熟悉的……”

　　“是否可以谈谈关于扮演《天仙配》中七仙女的经验？”记者问。

　　“经验不敢当。”严凤英笑着说：“七仙女是个神仙，按理要从神仙的角度给她来分析一番，设计一番。可是，神仙我没见过，也没法见到，我是把她按照‘人’来演的。在天上，她是娇生惯养的公主；在人间，她就是村姑。”

　　“《打猪草》的陶金花不也是村姑吗？”记者又问。

　　“陶金花是一个天真活泼的农村小姑娘，而七仙女下了凡，就成了农村的年轻的媳妇。”

　　“《砂子岗》的四伢不也是农村的年轻媳妇吗？”记者有寻要穷底的劲头。

　　“七仙女是玉帝最小的女儿，小女儿总是受宠的，所以养成她敢作敢为的性格，她敢爱敢恨。四伢长期受恶婆婆的折磨，比较软弱，她不敢爱，甚至也不敢恨。”

　　“《柳树井》的招弟不也长期受恶婆婆的折磨吗？”记者有意打破沙锅问到底。

　　严凤英又笑了，她知道这是记者出题叫她做文章，所以，也就毫谦虚地讲了起来：“那不同，首先时代不同。四伢生长在天下乌鸦一般黑的封建思想统治一切的社会里，没有人支持她，她只有忍受着痛苦的折磨，隐藏着内心的愤懑，只有依赖她娘家哥哥来帮她出气。招弟虽然也是受迫害的苦媳妇，但她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人，她有婚姻法保障，有共产党撑她的腰，她的性格是反抗的，就好像埋在青灰下的一股火，过去，她没有办法，只有把对恶婆婆的愤怒压抑在心里。解放了，有了婚姻法，她的眼睛亮了，心也开窍了，她现也忍耐不住了，就像火山一样爆发了……”她说着说着，连唱带讲，演起四伢和招弟来，那精神状况和气质就是明显的不同。

　　“这些角色属于什么行当？什么旦？”记者继续向纵深发展，要把她心里话全掏出来。

　　“这个……”滔滔不绝的话语，一下像拦洪截流一样，堵塞起来，严凤英结结巴巴总有那么十三四秒种。“什么旦？”嘴巴也塞住了。

　　“对，是正旦？花旦？闺门旦？调笑旦？……还是文武刀马旦？”记者看来对戏曲行当是很有研究的。“譬如《小放牛》的村姑是花旦，陶金花是什么旦？《白蛇传》白素贞是正旦，‘盗仙草’和‘水漫金山’换武旦。七仙女属什么旦？”

　　“这个这个……我只想到了人物，不太注意行当……”严凤英实话实说地坦白交待。

　　导演李力平过来帮她解围：“老《天仙配》，七仙女是闺门旦、花旦的活。‘分别’要换刀马旦或有一定武功基础的演员来演，戴甩发，系腰裙，锣钹齐鸣，带帮腔，甩发跌屁股坐子，大扑大跌，保留青阳腔、岳西高腔和徽调的痕迹。后面紧接‘送子’，又换原来的演员接着演。现在按新本子演，高潮又是‘分别’，我们要塑造七仙女一个完整的形象，就不好换人了。”

　　记者饶有兴味地和他们谈到这个问题：“不演行当，那么些宝贵的程式动作不也丢了吗？”

　　“不，不，不！”李力平说，“黄梅戏的‘分别’很有自己的特色，和昆曲、京戏大不一样。有自己的程式身段和舞蹈。为了保留这个戏的表演特色，也就非要保留这些传统的身段舞蹈不可。严凤英以前演七仙女，不演‘分别’只演前后的戏。现在就有一定的困难。排戏时我们打算请一位老艺人单独对她进行辅导。下班后我到她家去，就跟她讲这个事。可是一进门我就呆住了，原来她已系好腰裙，戴好甩发，对着镜子在练‘扑跌’！满身大汗，一脸泥污！叫我讲什么好呢！”

　　说得大家都哈哈大笑起来。

　　“不仅要传统的程式，还要创造新的程式——不知我这话科学不科学？”李力平接着说。

　　“可以，可以，你这意思我完全理解。”记者对这个问题更感到兴趣。

　　“严凤英是从创造人物的角度出发，来创造新的程式的。”李力平乘兴越说越有劲。“严凤英长于内心刻划，表演细腻，优美的唱腔又善于抒发角色的感情。现在，要突破老七仙女那种温存善良、大家闺秀的表演路子，创造活泼调皮的村姑形象，又要不失仙女的气质，按老的闺门旦的程式就不行了。原来，在‘路遇’中，七仙女有意撞董永，没撞到，有个闺门旦的害羞的程式动作，反身以水袖遮羞，再拉水袖一角，从水袖后偷看董永——老路子都是这样演的。凡有小姐爱上公子，害羞偷看，都是这个程式动作，不管你贵如公主，贫如丫环使女，都是这个程式动作，就好比全国粮票，到处通用。但是，总感到七仙女那活泼调皮的性格出不来。

　　“严凤英把这个身段改了，她把它改成害羞地碎步后退，双手蒙面，轻轻摇晃肩膀——一下子把她的年龄、心情都摇出来了，又天真，又有村姑的那种纯朴劲儿。然而，她不是从水袖后面偷看董永，而是从手指缝里偷看董永，一下子把她活泼调皮的劲儿演出来了。”李力平又说，“她像做小品一样，按照人物的年龄、身份、性格，设计了好多小动作——也可以说创造了好多小的新的程式身段吧。我们的七个仙女的扮演者，除了大姐外，第二个就数她年纪最大(二十四岁)。然而，表演起来，显得她年纪最小，七妹嘛！不创造是不行的！”

　　“这是你逼出来的！”严凤英这时插上话了，“设计一个，他不满意，通不过。再设计一个，他又不满意，又通不过。真把我逼得不吃不好饭睡不好觉。我只有想呀，想呀！我小时候有些好朋友，查翠英啦，甄德贞啦——你们不认识。我脑子里装的就是她们，有些身段我就学她们的步履神态，有的就把它用到戏里来了。”

　　“这就是从生活出发，从人物出发。”李力平特别强调这一点，“创造角色，创造角色嘛，不创造怎么行？”

　　“这是谁说过的？第一个把女孩比做花的，是天才；第二个把女孩比做花的，是庸才；第三个把女孩比做花的，是蠢才了！”

　　严凤英在华东会演演出的这三个戏，有截然不同的两种反映。

　　地方戏的同行，青年，话剧、歌剧界的同行，记者，还有一些外行，喜欢严凤英的这种表演，为她鼓掌，为她叫好！有的甚至来探讨她的表演风格和表演方法。讲她有特色，有创造性。

　　然而，也有些专家、前辈看不习惯，认为有悖于传统程式，大谬不然。

　　“严凤英的戏，必须这样看……”他们把巴掌横在眼眶与鼻翼的接合部，像摄影机的挡片一样，只取严凤英脖以上的景，而挡住颈脖以下的景，形象说明严凤英不过生了一张好面孔，长了一条好嗓子，会一点表演罢了；而身段是不忍卒看的。

　　严凤英却毫不气馁，一方面她在角色的创作方法上有自己坚定的信念；一方面她也深信那真诚热情的掌声，好像在说：“你路子走得对！路子走得对！”

　　同时，她也下苦功来弥补自己的不足，她拜昆曲老前辈白云生为师。白老先生就精心给她说身段，练基本功。

　　田汉看了严凤英的表演就问，“她还有什么拿手戏？演来看看。”

　　于是就在小范围里，把《小辞店》作了一次内部演出。田汉一看，高兴得抓住严凤英的手连连说：“好！好！好！”

　　为了强调他的观点，他甚至作了过份的赞誉：“这就是斯坦尼！我们中国戏曲也有斯坦尼嘛！”

　　严凤英听了吓得一跳，嘴也嗫嚅起来。

　　“我？我？我？……”

　　“这也不是耸人听闻。”田汉向这个山沟来的姑娘慈祥地笑笑，“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就很欣赏我们中国戏曲，欣赏梅兰芳的表演。”他谈到我们中国戏曲历史悠久，丰富多彩。“前两天周信芳同志还在说京剧要姓京。你们黄梅戏就要姓黄，要有自己的性格，自己的特色。文艺复兴，艺术从中世纪的天国回到人间，追求个性化，世俗化，这是一次解放。你的演出叫我们看到中国农村的劳动妇女，使人感到新鲜悦目。七仙女、陶金花、四伢、卖饭女，四个人四个不同性格，这个路子对！罗丹讲过，有‘性格’的作品，才算是美的。你创造的人物有性格，你的表演也有性格……”他一再重复这个话：“要珍视自己的传统，珍视自己的创造，珍视自己的特色，不要捧着金饭碗讨饭！”

　　田汉的这些话也慢慢传出去了。“戏班的嘴，澡堂的水”，也有讲好的，也有讲坏的。严凤英当然高兴，并不是由于自己的表演得到肯定，得到了权威的支持。而是更加看清了自己艺术创作的道路，更加认清了自己。

　　反对的就以不屑一顾的口吻：“田汉就爱捧女演员……”

　　评奖时，严凤英得到大会的好评，获得演员一等奖。音乐会要她们参加歌唱，电影厂要她们拍电影……黄梅戏的影响总算打出去了！

　　黄梅戏凯旋而归，大家都高兴。但，最高兴的是省委书记曾希圣。过去新四军七师有个善于经营管理的老传统。抗日战争中人们都传着新四军“二师的枪械，七师的钱财”的佳话。曾希圣有个“人家有的，我们要有；人家没有的，我们也要有”的脾气，抓起黄梅戏来就当仗来打。如今打了胜仗回来，当然高兴。他亲自抓黄梅戏有关情报，常把文化局局长杨杰，剧团团长闵人(以后又是吕波)找到家里，当面汇报。

　　“黄梅戏全国知地观众都欢迎……”吕波说。

　　“哈……嗯……好！”曾希圣高兴地直点头。

　　“好多观众给我们来信……”

　　“哈……嗯……好！”

　　“严凤英天天都收到观众来信……”

　　“哈……嗯……好……叫她回！”

　　“那……发扬团结互助的精神，找人帮忙！”

　　“有的信好帮忙，有的信不好帮忙……”

　　“为什么？”

　　“有些信是找她谈恋爱，还寄来照片……”

　　“啪”地一声，曾希圣拍起桌来，“胡闹！”

　　一下子把大家吓怔住了，连空气都冻结了起来。只听手表“嗒嗒嗒嗒”，总响了二十多下，他才打破这个沉默：“严凤英本人怎么样？”

　　“她二十四了……”

　　“乱弹琴！我问她什么态度？”

　　“人心总是肉长的……”

　　“你从哪个婆婆妈妈那里学来的这一套？这是革命！要把黄梅戏搞上去！十年出得了一个状元，十年难出一个演员！这是挖墙脚！这是破坏革命！抓起来！”他又拍了一下桌子。

　　他有个特点，爱发火。但是，你要有精练最有说服力的话，迎风而上，也可以一下把他的火扑灭。

　　“太多了！山东、上海、北京、新疆……到处都有！”

　　“你这个团长是干什么的？这个演员要垮在你手上，我就把你——”他想了想用词，“抓起来！”

　　他爱人余叔，在新四军里当过演员。看空气太紧张，立刻削了几个苹果送到他们面前，“别听他一套，就会大嗓门吓唬人！”她笑着把空气缓和下来，冲着曾希圣：“你就不能把嗓门放小一点？”

　　“对，这不是做报告。”曾希圣脸上又有了笑容，“吃，吃苹果！”他又轻声轻语地对吕波讲，“不是我发脾气，你想想，人们走在宽阔的长江路上，坐在漂亮的江淮大戏院里，看严凤英的黄梅戏，这不是为了我曾某人！人们会想到社会主义，想到共产党！这是革命事业！严凤英不懂，你该懂了！对，哪天你把严凤英带来见我！我要亲自和她谈谈！”

　　“算了！”余叔说，“考虑不吃人，生相难看。幸亏吕波部队出身打过仗，要是严凤英，不早给你吓死了！再说，女孩子的事，你还不懂！”

　　“好好好，我不懂，你懂！”曾希圣也笑了起来，“这些婆婆妈妈的事，你去办！不过——”他又认真起来，“女孩子，首先要革命！革命，必须有所牺牲！”

　　余叔叫吕波去找孙兰。吕波和孙兰同乡，都是苏北解放区的，比孙兰小，有什么事情喜欢去找这位老大姐。这回向她诉苦，情愿回部队带兵，也不情愿带这个剧团。这种解决娘儿们谈恋爱的问题的任务怎么去完成？

　　孙兰说，当然不能像在部队带兵那样下命令，“要采取社会活动的方式——这是个新课题”。几位老大姐，像省妇联的副主席杨哲伦，还有曾余同志，都参加了帮助严凤英的工作，把严凤英找到自己家里，促膝谈心，交朋友。

　　杨哲伦同志是省长黄岩的爱人。一天，把严凤英找到自己家里。曾希圣和余叔也来了。

　　闲谈中，大家有意把话扯到自己在战争年代结婚的年纪，接着也有意地问严凤英的年龄。

　　“二十四了！”严凤英毫不戒备地闲谈着。

　　一排处齿，在座的数严凤英最小。杨哲伦四十多岁，和严凤英的母亲同年，简直可以当她的阿姨。余叔只比严凤英大五六岁，长得又年轻。杨哲伦乐呵呵地说：“你们简直像姊妹。”

　　黄岩听了忍不住地，然而又十分含蓄地，冲着曾希圣没好气地朝余叔苦笑：“老子跟你都倒了霉！”

　　余叔笑着撵他们：“去去去！忙你们的国家大事去，我们要谈妇女问题！”

　　“妇女问题也是国家大事呀！”曾希圣笑着说，“也得靠我们男人给你们讲话呀！”

　　“我们自己能解放自己！”余叔故做严肃认真的口气，“我们自己能为自己说话！”

　　“你们说话，几个人听？”

　　“几个人听？严凤英一唱，一晚就是一千多人听！”

　　“那是唱戏！”

　　“严凤英唱的戏，不都是为我们妇女说话吗！”

　　曾希圣也故作惊讶状：“嗬嗬！还真是这回事——不过，你们女同志干不长，一结婚，一生孩子……”

　　“曾政委！”严凤英沉不住气了，“不把黄梅戏唱好，我不谈恋爱！不结婚！”

　　“哦？那为什么？”曾希圣暗自高兴。

　　“我要在舞台上为我们妇女说话！”严凤英思想明确了起来。

　　余叔为她补充，为她修辞：“做妇女的代言人！”

　　“哦！那牺牲太大！”曾希圣故意说反话。

　　“我愿意牺牲！”严凤英喃喃低语。

　　大家你望望我，我望望你，会心地笑了起来。

　　听说省里的文代会不选严凤英做委员，曾希圣立刻把陈登科找来问为什么。

　　陈登科是工农作家，对曾希圣说：“代表们通不过，说她缺点太多……”

　　“缺点？”曾希圣说，“谁没有缺点？我就有很多缺点！改了就好！严凤英是黄梅戏的代表人物，文艺工作者代表会不迁她，就是个缺点！你是个有影响的作家，应该出来说说话！”

　　曾希圣交的任务，不许讨价还价，只许办好不许办坏的。陈登科只好在大会上再做动员工作，讲了严凤英对黄梅戏的贡献，讲了严凤英在黄梅戏上的成就。最后，他运用了自己的影响：“她是个演员！是个好演员！唱起戏来场场客满！我们不承认她，观众承认她！我们不投她的票，一晚上会有一千多人投她的票！这些人要知道了，反过来会不投我们的票！这样办吧，今晚我请客，两毛钱一张票，请各位来看我演，听我唱。假若你们能看得下去听得下去，不跑光，就选我不选她！假若看不下去听不下去，就选她不选我！再好的剧本，再好的音乐，没有好演员来演，来唱，全完蛋！”

　　于是，大家投票，选严凤英当省文联委员，勉勉强强得到代表们的承认——因为那时“左”比右好，“左”方法问题，右是立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