炼

　　人不能老是行时，在你背时的时候，有人还了解你，就是知己了。

　　——刘少奇

　　一九五七年春，严凤英跟随剧团回到安庆，那真是女儿回娘家，当地的老领导、老战友、老朋友都来了，看看这嫁出去的女儿可给娘家丢脸？还好还好，黄梅戏总算唱出去了，安庆总算输送了个好演员，大家兴高采烈。

　　自打康生称赞老《天仙配》后，大家也都重视了传统的继承与学习。重视传统，这意见也不是错的，不能因人废言。大家都在挖掘民族遗产——有些甚至要组织抢救。在天津，我们就看到京戏演出《乌盆记》等。在中央音乐学院(那时在天津)，吕骥同志十分赞赏丁老六、严凤英在的歌唱艺术和方法，并请老艺人胡遐龄演唱老《天仙配》的老《五更织绢调》，评价极高，讲这种节奏这种旋律极富特色，堪与世界作曲名家媲美。前面曾提过，王昆同志这时在这里向苏联专家学声乐，周总理听了她的演唱，叫她还是保持民族民间的特色，也回去了。继承遗产，抢救遗产，对创作和繁荣富于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新文艺，是非常必要的。

　　从济南开始，就掀起拜师收徒的活动。教的学的，都是老戏老腔。严凤英也收了徒弟。

　　在济南、广州就在剧团内部翻演了不少传统戏。回到合肥后，就陆续公开演出了这些传统戏。也全都是老腔老调，《天仙配》也就是按老样子上演的。

　　也上演了全本《菜刀记》，也未加修改整理，确实粗糙，精华和糟粕并存。其中有一折戏胆，就是《小辞店》。这次到安庆，安庆的老观众就要求严凤英演《小辞店》。这次演出《小辞店》自别有一番光景。罗家岭的爷爷已去世了，她专为此到爷爷、奶奶经营过的联升客栈凭吊了一番，和我谈到爷爷和奶奶的奇遇以及他们牛衣对泣的爱情，无限怅惘。自打学了“推陈出新”后，也无导自演地把后面劝蔡鸣凤忌吃喝嫖赌的劝世文删去了。

　　原来，《小辞店》在全本《菜刀记》中就显得比较完整集中。解放前，安庆振风塔那条街上就有卖黄梅调木刻小唱本的，可见也有文参与编剧。但是，演员们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很少照那本子唱。一来因演员的特长、素养而异，二来因观众喜爱不同，因此就各有各的路子。严凤英的《小辞店》据师兄张云风回忆是张守宽、汤纯志两位老先生的路子，后来又受到丁老六、郑鸿霞的影响。张、汤都是桐城人，可能因为“天下文章在桐城”，受了文人的斧削和影响，看来词句还是比较干净的，可以成为一个独立的折子戏——蔡鸣凤的戏显得模糊单薄些。

　　这是个唱功戏，只有卖饭女和蔡鸣凤两个角色。全是唱，没有一句道白，认真唱起来要七十多分钟，三分之二以上全是卖饭女唱的，她一人要唱三百多句，喜怒哀乐，悲欢离合，感情变化复杂。全是“平词”，平词是黄梅调的一种基本板腔体。“三十六本大戏”什么戏都唱平词。上下两句循环往复，无穷无尽。不会唱得能把你唱睡着。会唱的，就抑扬顿挫，轻重缓疾，千姿百态，变化多端。当时也没有专业的作曲家，全靠演员下“破万卷书(戏)”的苦功，才能有“倚马万言”的即兴创造。

　　严凤英的生活底子厚，师父多，又会唱民歌，加上学京剧，学昆曲、学话剧、学电影……特别是思想素养、看问题想问题，都比过去大有不同。于是现在演起《小辞店》来，自别有一番新面貌。我没见过她的祖母，但是我从她演的卖饭女身上看到她祖母年轻时的影子；我被捆绑在中国妇女身上的封建礼教、伦理、道德的绳索憋得透不过气来。我也为“商人重利轻别离”给妇女心上带来的创伤而断肠——何况之商人还带有几分欺骗！三百多句唱词，被严凤英唱得句句有变化，句句表达了人物的思想感情，因此句句扣人心弦。我认为这是她“平词”类的小戏中最精彩的一个戏。

　　安庆观众爱看她的《小辞店》。

　　这时，她怀孕三四个月了，反应得厉害，常常呕吐，甚至把黄水都吐出来了。有几次轮到蔡鸣凤唱时，她就溜到边幕吐几口黄水。陈医生又来给严凤英看病下药，他们夫妇甚至把严凤英接到家里住，精心治疗，保证演出。

　　有时一天要演两场，晚上演新《天仙配》、《春香传》，白天就演没有经过整理加工的老戏，如《小辞店》、《劝姑讨嫁》等。

　　在这样的情况下，严凤英还要向张慧聪学舞蹈。张慧聪有套《霸王别姬》的剑舞非常好看。《霸王别姬》文戏的路子，她是宗梅先生的。剑舞，则是哑舅教的。严凤英非把它学下来不可。就挺着大肚子，吐一口黄水，喝一口苦药，一招一式地学。

　　妇道人家怀孕期间生理上的痛苦是很难被男同胞理解的。有一天实在起不了床，要求把日场的《小辞店》换个戏，改到第二天演。但是，票已卖出一部分了，就得挂个黑板，写明戏票第二天有效。不知怎的，“严凤英因病”的“病”字，写成了“故”，变成严凤英因“故”不演《小辞店》，引起观众的纷纷议论和不满。

　　再加上报社的记者来访问，在宣传表扬严凤英的艺术成就时，讲了几句过头话。就引起团内的同志的纷纷议论和不满。

　　“吹牛！王婆卖瓜，自卖自夸！”

　　“不，严凤英不是这样讲的，我在场！”这个小伙子叫黎承称，扮相漂亮，身材适中，是当时最有培养前途的男小生，才二十来岁。想学点真正的老黄梅调，所以经常和严凤英接触。但是，家庭出身不好，又不谙人情世故。在反右时，有位老演员在巡回演出中，自己想家，后来揭发就是这个小青年“煽动军心”，挑动的。加上其它种种“罪行”，打成“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后来平了反，在歙县黄梅戏剧团当演员。还忘不了代严凤英买歙砚和古书。“文化大革命”中，他躲武斗，却被流弹打死了，才三十岁。

　　对严凤英因“故”不演《小辞店》，更是群情激愤。

　　“严凤英不是因‘故’，是因‘病’；不是‘不演’，而是改到明天！这样写不是叫观众误会吗？”黎承先这样说。

　　“什么病？装病！”

　　“真有病！我亲眼看见她吐的，吃什么吐什么！”黎承先还在解释。

　　“有病还能学舞蹈？别护着她了！”

　　“我还能说假话？不信你们去问陈医生，还有她爱人！”黎承先认为自己说的句句是真话。

　　“莫要拍马屁了！”有人喊。

　　“熄灯！睡觉！”也有人叫。

　　还有人用筷子敲瓷杯，当当当当，把黎承先的声音压下去。

　　剧团回到合肥，省里各界代表人物已“鸣放”过了。严凤英等被派到上海参加文化部举办的戏曲演员讲习班学习。领导专门安排在他们动身之前的半天时间，要他们一定要把意见留下来，帮助党整风。会说话的抢先发言，侃侃而谈，时间全被占去。剩下不到二十分钟时间，严凤英对剧团工作和个别同志提了几条意见，就匆匆忙忙上火车走了。

　　严凤英走后，团里鸣放，有的人把矛头主要对着严凤英。到“反击”的时候，这些人把腔调一变，矛头还是对着严凤英。比如“鸣凤”时批判严凤英在安庆“装病不演《小辞店》”是“不为工农兵服务”。到“反击”时批判严凤英在安庆演《小辞店》是“毒草出笼，毒害工农兵”！同样的问题，同样的人，左右都有理。严凤英学习回来，发现自己处在左右不是人的困境中。那时肚子更大了，吐得更厉害了，只能卧床不能休息，神经高度紧张。这时，能和她谈谈思想的，还是孙兰。她把自己在旧社会受的折磨，在新社会得到的翻身，详详细细讲给孙兰听，她说：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严凤英！没有新中国，我早就死了！我怎么会反党反社会主义？难道我会希望国民党再打回来，侮辱我？迫害我？逼我上吊？逼我吞金？”

　　“不要紧张……”孙兰安慰我们说：“划右派有六条标准。不过，曾政委根据我们安徽实际情部，具体又规定了两条——你们对剧团第一书记提过什么意见没有？”

　　“我没有参加鸣放。”我说，“对我最大的意见是‘一言不发’，就把我平时闲谈的话都揭发出来了！”

　　“哪些话？”

　　“我们学白居易的《长恨歌》、《琵琶行》，孔尚任的《桃花扇》，讲我是散布黄色毒素，毒害青年……还有，平时谈到苏联，谈到南斯拉夫，谈到马雅可夫斯基……还帮王文治改了一篇鸣放的稿子……”

　　严凤英还有些事遭人忌恨。比如，爱穿列宁服，是“伪装进步”；带头买爱国公债，带头支援农村建设，钱总是献得最多，总是上红榜，总是第一名，这是“出风头”；老是要求减薪，这是“故意给我们难看！”……等等。还有些话，斩头去尾，严凤英根本不是那个意思……

　　“你们啦！”孙兰深深叹了一口气，“平时不注意政治学习！危险啦！”

　　孙兰把我们狠狠批评了一通，又安慰我们，依她分析，这些意见都不属反党反社会主义，有些意见甚至是正确的——不过，不应该在这个时机这个场合说，给敌人提供炮弹。如今，我们是属于推一推拉一拉的问题。她一定要到曾希圣面前为我们拉一拉。“我了解你！”她说。

　　她果然找了曾希圣。不过，她告诉我们：“难啦！很难！据说在知识分子中，右派比例不小。你们剧团有多少人？”

　　我们告诉了她。

　　“你们要做好思想准备，下去劳动。”她停了一停，“不过，凤英怀着孕，要等孩子生下来，还要等孩子断奶，这是革命人道主义，我站在女同志立场，要向曾政委力争！”她深深地叹了一口气：“这是为了黄梅戏事业——为我自己的丈夫，我一句话都没有说！”

　　原来，她的爱人万金培同志也被打成“右派”。

　　严凤英会反党？严凤英为什么要反党？曾希圣研究来研究去，就是不相信。“她呀，这么个苦大仇深的人，只会反国民党，不会反共产党！”

　　群众想不通。“想不通，领导做工作嘛！你把揭发的这些问题，对对六条标准。总该讲原则，讲王法嘛！不能感情用事！”他抖了抖那些揭发的材料，“鸡毛蒜皮！”

　　有人会有意见！“有意见？——哪个要把黄梅戏搞垮了，我找哪个算帐！”

　　那年农历闰八月，在第二个八月十五，孩子生下来了。刘慧娴自始至终守在床头，昼说些笑话，叫严凤英想些开心的事，说月子里不能着急，一着急就影响奶水，也会落一辈子病。有时，刘慧娴就学起川剧的小丑来，引得严凤英笑一阵。

　　但是，严凤英哪笑得起来？曾希圣的这些话当时她是不知道的。她一直在检讨自己，是不是拍了电影就骄傲起来？日子好了就忘了本？想着自己的错误，很内疚；想到人家的揭发，又委屈；看到人家在运动中左右如何处理，就非常着急……因此奶水不好。

　　那时，做了最坏的打算，请了个奶妈带孩子，把公公婆婆也接来了，万一有个好歹，总算将来孩子有人照应。

　　那奶妈是肥东人，为人老实善良。也讲些农村的迷信话，讲“闰七不闰八”，这孩子生得不是时候。

　　孩子刚满月，严凤英就主动要求检查自己的思想；孩子刚三个月，严凤英就主动要求下农村为农民演出。

　　“好！”曾希圣说，“这个头带得好！我就喜欢这样的兵！朝我骂娘都没有关系，你得前进！得冲！”

　　严凤英随农村队到庐江农村工矿演出。工人农民热情地欢迎她。她们挑着背包和演出的道具服装，跋山涉水，甚至冒着生命的危险翻越雀鸟难以飞渡的鬼门关。边演出，边参加农村的冬修。她又结交了好多农村的新姐妹。她们促膝谈心。严凤英讲到自己的缺点错误。那些姐妹们说：“那算不了什么，我们欢迎你！”甚至还有人编了民歌，唱道：“七仙女赤脚下泥塘，来年丰收有保障”，还上了《安徽文化报》。

　　严凤英真正感到农民的梗直、纯朴、和温暖。她真正体会到农民的心是那么美，那么宽阔。她和她们在一起，心相通，有共同语言。帮她们做饭，带孩子，亲如一家。她们在一起送走了一九五七年，迎来了一九五八年，新年过得忘记了忧虑，好像鱼儿又回到了水里一样。

　　一天晚上，刚演完戏，在吃夜餐，突然省里来了电话，一部小包车开来，叫她和张云风、胡遐龄连夜赶回合肥。她不知出了什么事，心里七上八下。一直等车子开上了路，吕波才告诉她，回去给周总理演出。

　　严凤英一听，心一酸，眼泪也出来了，脑子里又像电影一样，回闪着旧社会受迫害的镜头；自己得到翻身、成长的画面，以及反击右派中同志们批判自己的情景……她内疚，她惭愧，她紧张，也像受了委屈的孩子见了父母一样，想痛快地大哭一番。

　　那晚，演的是《打金枝》，她饰的是升平公主。这是个骄生惯养的骄傲公主，公婆寿辰竟摆起公主的架子不去拜寿(熊少云饰郭子仪)，丈夫郭暖(王少舫饰)被兄嫂们耻笑一番，又羞又恼，回得家来，与公主辩理，争辩之间，轻轻打了她一下。她却向父王(张云风饰)回报，“无限上纲”，讲郭暖“反唐”，撒着娇要父王罢郭暖的官，杀郭暖的头。唐王不偏听偏信，反斥公主无礼。郭子仪却吓得绑子上朝请罪。唐王不但不降罪，反将他加升三级，并免去公主制定的不见红灯不许郭暖进房的“土政策”，把郭暖带进后宫，对公主进行教育，使其夫妻言归于好。

　　她演过十几年的戏了，五四年底也给朱老总演过，从不怯场。这一回，她心情复杂，像十五个水桶打水，七上八下。剧场灯一黑，起了锣鼓，她怀着惴惴不安的心上了台。她一下看到了周总理——十分好认，他穿着我们在电影上经常看到的那件非常熟悉的黑大衣，和蔼可亲地微笑着。那是一九五八年的一月五日夜，正是隆冬天气，后台显得很冷。突然感到一阵热流迎面扑来，暖在心田。严凤英顿时有了信心和力量，她要把这个帝王子妇的骄傲性格刻画得淋漓尽致；她在父王面前告丈夫的状，夸大事实，无限上纲，脑子里突然浮现生少中曾见到的那种为了把人一棍子打死，置夫妻手足情谊不顾的人的神情，简直像神来之笔，她演得得心应手。后来挨了批评，脑子冷静下来，才觉得丈夫的可爱，自己太天真幼稚，也太依势压人了。

　　戏演完了，她看到总理从座位上站起来，朝她鼓着掌，赞许地微笑着。她心扑腾地跳着，眼眶也湿了。她看到曾希圣同志站在周总理身边，一直在总理耳边说些什么。说些什么呢？她想着想着，心都要跳出口里来了，脸红一阵白一阵，手心直冒汗。真想赶快找个地方躲起来。

　　没想到，总理要上台接见全体演职员。怎么办？严凤英只有硬着头皮站在最后面，心想，最好请总理克自己一顿，自己也好把委屈向总理倾诉一番。准备了一肚子的话，可是，一见到周总理，心中再坚实的冰块也化了，一句也说不出来了，也不用说了。

　　总理还要和大家一起照相，大家把总理请到正中的位置上，总理却把年岁最高的老艺人丁永泉让在这个中间位置，自己却坐在下场门的偏位上。严凤英看在眼里，激动在心里，她想到几千年来封建社会留下来论资排辈的传统——九华山菩萨也要排座次，祠堂的牌位也要排座次，甚至旧戏班的戏报也要排座次，这些陈规陋俗，在总理眼里都视如粪土。

　　正想之间，却见总理用目光左右寻找，笑着问：“那个骄傲的公主呢？”从人群里把严凤英找到自己身边坐下，像长辈关怀自己子女一样，问短问长，要她好好学习，好好进步，把黄梅戏搞好……严凤英激动得通宵没合眼。一个在旧社会濒于死亡边缘的女戏子，谁救了她？是共产党！如今，一个站在悬崖边上的女孩子，谁拉了她？是周总理！在旧社会，连亲生母亲都不愿管的孩子，如今却和党和国家的领导人坐在一起，沐浴着他的慈爱和温暖，用什么才能形容她此时此地的心情？世界上找不到！找不到！她常说，“党是真正的母亲！”

　　严凤英也是个人，特别是个尚未完全无产阶级化的凡人，所以她也会发脾气，也有各种缺点错误。然而，吕波最摸清她的性格：“只要一提旧社会，一提共产党，天大的问题，都迎刃而解了——她的思想工作好做！”

　　我们下决心到工农兵中去，最艰苦的环境中去，“脱胎换骨，改造自己”。我被下放到宿松县的国营华阳河农场劳动。严凤英随剧团赴工矿农村演出。省文化局为到农场的同志开了欢送大会，把我们安排在主席台上，戴上大红花，致欢送词，宣读“保证书”，严凤英还作为下放人员家属代表上台发了言，和我“挑战”，要我在农场努力改造，她在剧团努力改造，“比一比，看谁进步快！”记者还专门写了个报导，发表在《安徽文化报》上。

　　于是，我们把家庭孩子安排一下，就分别了。这不是经商牟利离故土，也不是金榜题名别家园，更不是投笔从戎赴边陲，寻虽是挥泪而别，却相聚可期。而这次的分别，真个伯劳东去燕西飞，谁也难料何日归。那妻离子别难分难舍的情景，至今历历在目。悲和坚强交织在一起；互相信任，更对明媚灿烂的未来深信不疑。“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难道我们还不如秦少游吗？他不也“下放”过吗？别了！别了！她送我很远很远，说了很多很多！

　　作为夫妻家庭来讲，是痛苦的，不幸的。但是，人们看了严凤英的戏，发现她感情越来越深沉，越来越丰富细腻，绚丽多彩。作为演员来讲，这不是塞翁失马、“祸兮福所倚”的意外收获么！世界就是这样奇怪、矛盾的。如今有些青年朋友想学严凤英的演唱，她的嗓子好学，跟着唱片模仿总能学会。而感情难学。演员都知道练基本功是艰难的，痛苦的；而这种思想感情上的“基本功”更艰难，更痛苦。我不是主张这种痛苦再在我们年轻一代演员身上重演，我只是想对那些过早谈恋爱，过早追求幸福小家庭的青年朋友推荐别林斯基的一段话：

　　“如果我们生活的全部目的仅在于我们个人的幸福，而我们个人的幸福又仅仅在于一个爱情，那么生活就会变成一片遍布荒墓冢和破碎心灵的真正阴暗的荒原，变成一座可怕的地狱。”

　　严凤英的理想是共产主义，她的战场在舞台上，她的幸福是得到人民的爱，所以她也爱人民——当然也包括孩子和亲人。

　　这年的四月，剧团从农村赶到武汉，为党的武昌会议演出。又见到了敬爱的周总理。会议安排了三场晚会，六号、七号毛主席就接连看了两场黄梅戏演出。严凤英有个重大发现：作为党的领袖来讲，毛主席主张演歌颂工农兵的现代戏，但作为个人兴趣来讲，毛主席爱看古装戏，严凤英是用激动欢欣的泪水卸装。毛主席对黄梅戏的特色和改革评价极高，有浓郁的生活气息，有健康的思想内容。他看了《打金枝》说，这个皇帝手段高明，能团结功臣，不偏听偏信，公主小汇报的一些逆耳之言，他置若罔闻；相反他严格管教自己的子女——他说，这一点，好多共产党人都做不到。

　　他看了《春香闹学》(黄梅戏《金钗记》之一折，不是《牡丹亭》的“闺塾”)说，卑贱者最聪敏。

　　那时，中国戏曲研究院副院长罗合如同志也在武汉，他告诉严凤英：“康老对你们的评价很高，认为你们改革的方向是对的，路子也是正确的。”

　　严凤英是个心长在嘴上的人，想到什么就说什么：“五六年在北京，康老把我们狠狠批了一通，说我们改坏了。把我们吓坏了！”

　　不想罗合如把这话还真告诉了康生。罗合如回来对严凤英说：“康老那时就认为你们改得好，演得好。只是怕你们骄傲，所以批评批评，打打预防针！”

　　这时，“大跃进”开始了。大家向往共产主义，恨不得三个月就能跑步进入共产主义。那时放眼四望，武汉大桥如长虹横跨楚天舒。她写了很多信给我，寄来了她在长江大桥上参观，在武钢工地上参加劳动的照片。同志抢着看，无不投以羡慕的眼光。

　　华阳河农场坐落在皖鄂赣交界的长江边上，陶渊明不为五斗米折腰的彭泽县北岸。我们的分场在“污地”，是个血吸虫的老窝子，真个“千村薜荔人遗矢，万户萧疏鬼唱歌”的气概，男人极少，寡妇多。人多不敢种水稻，多在旱地种棉花。我们八百九十九个干部去了，老百姓不理解，问我们犯了什么罪？我们也说不清楚。那时领导和我们也不理解老百姓为什么会这样想，也没料到小小血吸虫会不那么大的能量。所以毫不戒备，为了改变这落后面貌，喝令荒湖变良田，我们发挥了战天斗地，叫老天低头，叫湖水让路的“英雄气概”——当然，老百姓不这样看，这只是我们自己美化自己。浸在水里，围湖造田。我喜欢游泳，是个见了水就忘了命的人，所以，凡是下水的活，归我包了。因此我也上了红榜。

　　严凤英满心希望我能加快步伐，从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改造成无产阶级知识分子，常写信来鼓励我。为了防止血吸虫的传染，她寄来了长统胶靴、油布手套和防雨裤——同志们都说这是爱情的象征。

　　然而，我们八百九十九人终于都感染上了血吸虫病，五大三粗的壮汉被那显微镜才看得见的血吸虫袭击倒了！惊动了省委、中央，派来了中央、省、地、县各级血防队来抢救。送来了丰富的药物和慰问品。严凤英又来了信。有两封信给我印象很深，所以，以后虽然扫“四旧”扫掉了，但是仍一直留在我脑子里——

　　一封信，她寄了一张照片给我。那是她从庐山仙人洞上照的，从那个角度可以看到我们农场，脑子里立刻浮现了七仙女在鹊桥上眺望人间的情景。她十分想从那里看到我……

　　她随剧团集体乘船从华阳河驶过，她多么想船能停一停，跑下船来看看我！然而是集体活动，又是轮船，满载旅客；同时要参加演出，不能单独行动。她只能极目远眺，从船头沿着船舷，跑到船尾，她多么希望船儿慢慢开，多么希望突然在护堤柳中有我的身影出现，哪怕是一秒钟也好。但是，奇迹没有发生，没有！船越走越远，浪花织成一片惆怅，那颗心啊……无巧不成书，这时船上的广播喇叭响起了《天仙配》的“分别”——董郎昏迷在荒郊……她觉得电影这玩意真是“遗憾的艺术”，假若现在叫她重拍，她的感情会更深，更细致，演得更真实！

　　另一封信是，“扩大化”的冲击波婆及到我们俩的父亲。她说：说不影响我们的思想情绪是假话！我不知用什么来安慰自己，更不知用什么话来安慰你。我只想告诉你，听说阜阳梆子戏《寇准背靴》；评价不错，你可能在合肥看过。杨家将一门忠烈，为国死了多少人，受了多少冤屈！到头来反而诬陷杨六郎“通敌叛国”，发配充军！他不能不有情绪！不能不有气！但，一当国家有了危难，他还是捐弃前嫌，以大局为重，挂帅出征，为国效命！

　　现在大家都在学穆桂英、小罗成。你我是不是学学杨六郎？我这不是安慰你——我知道你是不需要安慰的。你曾对我讲过刘少奇同志的那句话：“人不能老是行时，在你背时的时候，有人还了解你，就是知己了”——我相信，我是了解你的；也相信你是了解我的，在这背时的时候……

　　这时“大跃进”在安徽农村全面铺开了，亩产万斤，亩产十万斤，亩产二十万斤……捷报频传。不过，话说回来，群众那股战天斗地抗旱夺丰收的劲头是震憾人心的，感人的。群众创作出了大量的宝贵的歌谣。有首“大红旗下逞英豪，端起巢湖当水瓢，不怕老天不下雨，哪方干旱哪方浇”的民歌，就出在我们安徽农民之手。作为农民群众的豪情壮志，至今仍闪烁着智慧的光芒。后来又出现了《七仙女游巢县》、《七仙女游人民公社》的小歌舞，作为宣传节目也无可厚非的。但是，就和真理超越一寸就会变成谬误一样，慢慢把这些民歌、小歌舞发酵成戏了。于是在台上就出现铁、煤、粮、棉等将军披靠起霸，钢铁元帅坐大帐的场面。还有的戏的高潮，是在稻田里的稻穗上跳花鼓灯——那绝不是闭门造车生编硬造出来的，确实是深入农村深入生活汲取来的创作源泉，不论从哪里来参观“万斤田”的作家和干部，那稻田确实密植得铁板一块，稻穗挤得纹丝不漏，还特意找人在稻穗上跳花鼓灯，翻筋斗。在那个热火劲上，谁也没冷静下来想一想。

　　严凤英也积极参加了新编神话剧《牛郎织女笑开颜》的演出。那是人民公社的老壮妇幼组织了黄忠队、佘太君队、穆桂英队、赵云队、罗成队，在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下，进行抗旱斗争，与玉帝龙王王母战斗。最后车干天河水，救出了牛郎织女。严凤英扮演织女，王少舫扮演牛郎、潘璟琍扮演嫦娥。有一段对唱是非常动情的，那是牛郎织女被人民公社社员救到人间抗旱后：

　　织女：(唱)头一回替郎擦汗不擦泪，

　　牛郎：(唱)头一回见妹泪颜换笑颜！

　　曲子作得也十分好听。严凤英的确是带着深厚的感情和强烈的希望来唱的。她多么盼望在“三面红旗”照耀下，车干天河水，使牛郎织女永远团聚，也使我们夫妻永远团聚。所以演来也十分感人。

　　原来这个戏是省庐剧团演的。五八年九月，毛主席视察安徽，在合肥看了此剧，讲了几句鼓励的话。于是，戏越编越大，就由我们省黄梅戏剧团来演了。

　　那时，又发表了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原则。这是个新生事物，谁也没接触过，也找不到一个“样板”，就摸索着干。不少人想，《牛郎织女笑开颜》大概就是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结合起来了。

　　《戏剧报》发了一篇文章，讲现代的人和古代的神，怎么能跑到一起来了？认为不合理。那进我们对《戏剧报》的意见也想不通，这个戏是毛主席表扬过的——这一来，问题就不好深入讨论下去了。

　　其实，这时毛主席是很实事求是，不赞成吹得太过分的。

　　九月十七日，毛主席视察合肥，严凤英又为毛主席演出，受到毛主席的亲切接见。毛主席对严凤英说：

　　“今年四月间我们在武汉见过面。”

　　因为毛主席说的是湖南话，“四月间”的“间”字，湖南音读“干”，严凤英一下没听懂。

　　毛主席看严凤英没听懂，又说了一遍“四月间”。

　　严凤英急得满面通红。

　　毛主席看出严凤英着急，伸出四个手指，又慢慢地说：“今年四——月——间……”

　　严凤英一下悟了过来，连忙说：“四月间，今年四月间我们在武汉为主席演出过！”

　　毛主席这才笑了。严凤英当时也深为感动，事隔差不多半年，毛主席还记得那么清！

　　毛主席问严凤英一年能演多少场。严凤英想了一下，一天也不休息，年节都不放过，说我们也要万开大跃进的步伐，一年演三百多场！

　　严凤英从毛主席身边回来，同志们关心地问她：“毛主席和你谈了些什么？”

　　严凤英就讲了这些内容。同志们发急地提醒道：“你怎么忘了！我们剧团现在分成两个队，每天一场，一年就是六七百场！你快去向主席改正！”

　　严凤英怀着一颗扑扑乱跳的心，赶紧跑到毛主席面前说道：

　　“主席，我错了！”

　　“什么错了？”主席笑笑，很奇怪。

　　“刚才我紧张，把我们剧团分队的事忘了。我们现在分成两个队，一个队一年可以演三百多场，两个队一年可以演六七百场！”

　　毛主席一听笑了，特意关照：“演这么多？要注意劳逸结合啊！”

　　其实按大家当时的劲头和“跃进”指标，一天至少可以演两场(有的甚至可以演三四场)，一年至少可以演一千四五百场。这个数字，大家当时都觉得“保守”，“右”的。不过那质量就比草台班子还要草台班子了！

　　所以，邓小平同志说：“‘大跃进’，毛泽东同志头脑发热，我们不发热？”(王老按，见《邓小平文选》260页)这个“我们”，也应包括我们。

　　《牛郎织女笑开颜》一九五九年五月甚至演到了北京，引起北京专家和观众的惊奇。后来上海电影制片厂刘琼同志来安徽想拍黄梅戏。于是主人就推荐拍《牛郎织女笑开颜》。刘琼也不好拂主人的盛情，就和省黄梅戏剧团演员、编导人员和作者开座谈会，座谈讨论。他提了些问题，看怎样解决。他到厂里汇报后，回到合肥就拿出了主导意见：还是拍《女驸马》好！

　　因此，就决定拍《女驸马》。

　　五九年参加省的第二届戏曲汇演，严凤英在陆洪非改编的《桃花扇》中饰演李香君。这两个戏都有生离死别、朝思暮想的场面。严凤英演起这类感情来，就更加深厚成熟了。

　　“只有对人类最强烈的爱情，才能激发出一种必要的力量来追求和领会生活的意义。”高尔基的这番话越想越有道理。严凤英是那样热爱生活热爱事业，热爱祖国热爱党热爱人民，热爱孩子热爱丈夫！热爱得有时甚至显得那么不理智！只要是说给人民演戏，不管什么戏，古装戏、现代戏、大戏、小戏、活报剧，拉洋片，她都演；不管什么角色，主角，配角，正面人物，反面人物，她看的，不好看的，花旦，老旦，彩旦……她都干，而且要干好！这一年，她真是以“冲天的干劲”除了演花旦演主角外，她还在《三里湾》、《袁天成革命》等现代戏中演配角，演彩旦，演落后人物。那简直是活生生的农村妇女上了台，维妙维肖，令人捧腹。

　　我们黄梅戏的好多还员，和评剧的演员一样，有一种有别于京戏、昆曲基本功的基本功，就像评剧《杨三姐告状》中赵丽蓉同志的杨三姐母亲的表演。那就是现实中活生生的一个人，浑身都是戏。不过，这种基本功没有很好总结，很好为它呐喊罢了。严凤英和王少梅在这两个戏里扮演的“惹不起”、“能不够”，就有这种基本功，堪称绝唱——再也看不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