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的日子

　　历史已经判明，“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严凤英对演现代戏是有深厚感情的。建国初期她就积极上演了老舍先生的《柳树井》。陆洪非有七绝四首咏她，第一首就是：

　　归巢雏凤试新声，

　　皖水龙山侧耳听。

　　唱尽悲欢柳树井，

　　舞台上下同翻身。

　　就是说的这件事。皖水龙山都在安庆。了解严凤英在旧社会的苦难历史，和戏中招弟的悲惨命运，就能品出“舞台上下同翻身”的双重感情了。

　　严凤英不是带着任务观点去演现代戏的，也是带着强烈的双重感情。一是为剧中人物的行为和思想所感动；另一层又觉得现代戏中的人物，思想感情距离自己那么近，甚至和自己的遭遇、命运那么相同，那么相共。所以她总是主动找作家为她写现代戏。鲁彦周为她写《王金凤》就是这样。她曾和省妇联副主任杨哲伦找到鲁彦周：

　　“给我们写戏吧！给我们安徽妇女的先进人物写戏吧！”

　　鲁彦周说：“我就是要给安徽的先进妇女写电影，写戏，写小说！”

　　严凤英说：“我们省妇联代表安徽的全体姐妹们感谢你。”

　　杨哲伦以省妇联副主席的身份，严凤英以省妇联常委的身份向鲁彦周介绍了安徽各条战线上一些著名的先进、模范妇女姐妹，还说：“你为我们姐妹们写戏，我们一定选你当妇女委员。”

　　鲁彦周谦虚地说：“我是男同志，不够资格。”

　　严凤英说：“选你当荣誉委员！”

　　鲁彦周听了高兴得嘴都合不拢了。

　　一九六二年在上海逢到菡子，她正和另一位女作家李纳合写皖南事变题材的《江南一叶》。那年二月周总理在紫光阁作报告，讲到广州起义的周文雍、陈铁军两位烈士的刑场婚礼，总理说：

　　“……(他们)在国民党法庭上被判死刑。两人在堂上觉得总算恋爱了一场，周文雍把围巾从自己脖子上解下来，围到陈铁军的脖子上，亲了她一下，就双双走向刑场，同赴死难——把这一个场面写成一场戏是很动人的……”

　　菡子脑中马上就出现了这个动人的镜头，又把她以前搜集到的女英雄的故事丰富到这里来，构思成一个电影剧本《两姐妹》。严凤英就把总理报告的记录和当时的情景，滔滔不绝地，详详细细地说给菡子听，希望她写好这个剧本，实现总理的期望。

　　菡子就把自己的构思说给严凤英听，看这本子首先能不能吸引住严凤英。她一边讲一边注意严凤英，随着严凤英表情丰富的的变化，她忽然充满了信心，觉得一定可以把本子写出来(王老按：见菡子《素花集》中《永恒的纪念》)。严凤英还说：

　　“你写！你写好我来演！”她想了个好主意：“请白杨演姐姐，我演妹妹！”

　　因为她这时的面貌，和白杨年轻时银幕形象非常相似。为这她俩还悄悄地去拜访了白杨，在一起照了一张相——可惜在浩劫中抄走了！

　　在北京她还认了一个艺术上的姐妹，就是新凤霞，都喜爱现代戏。她特别欣赏新凤霞在电影《刘巧儿》中的表演。她亲热地对新凤霞说：

　　“我们两个戏路子一样，都是演花旦。我在安徽，你在北京，评剧和黄梅戏是双生兄弟！我们姐妹，以后本子可以同时用多好！”

　　她有个相素的想法，共产党救了自己，自己又是共产党员，党和人民用热情和血汗关心着自己、培养着自己，若不认真地在舞台上塑造好几个共产党员的光辉形象，一来良心上过不去，二来作为当代戏曲表演艺术家来说，在用生命和心血织成的事业的锦绢上，就缺了块璀灿斑斓的色彩，留下一片空白，对后人也不好交待。因此，她到处找现代戏的剧本。曾到中国煤炭文工团找王亚梅要《刘四姐》。在新凤霞家里看到吴祖光写的《踏遍青山》，那是歌颂公安战士的，她恨不得立刻要来排。

　　《牛郎织女》一拍完，她立即投入《红色宣传员》的排练(原著：［朝鲜］赵白岭；翻译：张琳；改编：王冠亚、陈望久；导演：乔志良、王冠亚)和演出。

　　少奇同志建议，在现代戏的戏曲剧本缺少的情部下，地方戏曲剧团可以上演“方言话剧”。她立即倡议排演《丰收之后》，饰山东农村贫家老大娘、共产党员赵五婶(蓝澄编剧，乔志良导演)。她的话剧竟受到省话剧团的同行称道。

　　一九六四年下半年，她还在《党的女儿》中饰演共产党员李玉梅，赴武汉和广交会演出，受到舆论界“锲而不舍”的好评。她演现代戏，从来是“爆满”。《党的女儿》也是如此。(根据同名电影和淮剧本改编，改编者：安徽省黄梅戏剧团——印的剧本就是这样署名的。其实一个剧团怎么能编剧呢？事实上是当时省文化局副局长江枫挂帅，丁式平执笔的。导演：张锡奇。)

　　六四年底，她紧接着在巡回演出的旅途中，抓紧白天休息和星期天休假的空隙时间，又排练演出了另一出歌颂共产党员的戏《江姐》，饰江姐。(编剧：阎肃，导演：王冠亚［执行］、张璞)这是一个地下党的负责同志。在戏中她以资产阶级贵妇人、小学教师、游击队长等面貌出现，和敌人进行公开的、隐蔽的、甚至法庭上、监狱中、刑场上、英勇的、艰苦的、机智的殊死斗争。生离死别，悲欢离合，慷慨激昂，视死如归，感情复杂，色彩丰富，是个难度较大的角色。她的一切都是为了新中国的诞生。为了这个理想，她像母亲为了胎儿，经受临产的阵痛，献出乳汁、鲜血甚至生命。她又像孩子一样，盼望着党，盼望着祖国母亲的早日到来。严凤英必须表现这个革命家的沉着老练，看到丈夫的人头，在敌人包围之中，屠刀之下，脸不变色心不跳。然而又必须表现她孩子似的纯真，听到丈夫的噩耗，在双枪老太婆面前敞开胸怀放痛哭。她是同志们的姐妹，又是同志们的师友——这一切等等，又水乳交融、天衣无缝地统一在一个共产党员的身上，活生生的，有血有肉。

　　严凤英首先考虑的就是如何把这个共产党员演得有血有肉，不干巴概念。

　　严凤英的表演和后来的“样板戏”中某些共产党员和英雄形象的表演，一加比较就可看出有鲜明的区别。我这里不是说谁高谁低，更不是说“样板戏”中某一位演员的表演不好。不，绝不是这个意思。我是说京剧和黄梅戏的表演各有特点，各有所长；“样板戏”的演员们都有很高的艺术修养，都是深受人们喜爱的艺术家。我只是指当时领导者的指导思想，作为学术研究，拿出来比较，进行探讨。

　　“样板戏”的“三突出”很厉害，英雄人物，特别是“第一号英雄人物”鹤立鸡群，神圣不可侵犯。英雄的姿态，英雄的说唱，英雄的舞台调度，一切都神化起来。而严凤英演江姐，很少想到什么“英雄人物”。请注意，是“很少想”，不是没有想。开始她想过，因为剧中有首“红梅赞”，就是江姐的象征——

　　红岩上，红梅开，

　　千里冰霜脚下踩；

　　三九严寒何所惧，

　　一片丹心向阳开。

　　当时我们分析这个人物，觉得江姐就像一株璀灿的红梅，一片丹心永远向着党，战胜了悬崖百丈冰，迎来了祖国的山花烂漫。

　　“千里冰霜脚下踩”，“三九严寒何所惧”，写出了英雄气概，英雄形象。再加上梅花在我们中国人心目中，与“玉洁冰清”，“斗霜傲雪”，“铮铮铁骨”等形象常常联系在一起，所以，一开始严凤英把这个人物演得颇有几分英雄味道，要说有点“个性”的话，主是“玉洁冰清”的“英雄人物”；不免做些“脚下踩”的英雄身段，“何所惧”的英雄气概。结果一看，就像后来“样板戏”中的某些英雄人物一样，可敬而不可亲。

　　严凤英很不满意，就研究：这样的英雄人物能做地下工作、隐蔽自己吗？能在革命低潮的时候团结同志继续战斗吗？能钻进敌人心脏打游击吗？……不行！马上会暴露。不行，不能和群众打成一片，群众就不会听她的！怎么办？从头来！

　　想呀想，把人物放在一个特定的历史环境中去刻画；除了细节的真实外，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这些道理，不仅文学创作必须遵守，角色创造也必须遵守。斯坦尼体系里特别强调要注意“规定情境”。好！于是——

　　严凤英从头再看《红岩》，看小说，看连环画，回忆一些老大姐讲的地下党斗争的故事，弄清解放前夕国民党反动统治下白色恐怖的时代背景。国民党杀人不眨眼，她是熟悉的，作为一个普通的人，会是怎样？她想到：江姐是个好母亲——她有儿子；是个好妻子——她有丈夫；在华为面前是个好姐姐；在双枪老太婆面前是个好女儿；在同志们面前是个好战友……啊，啊，江姐首先是个人，不过是个好人，她做出那么些好事！

　　“啊！啊！我没见过神，我演神是按照人的模样来演的。为什么如今演人，反而不照人的模样党政军民学呢！”严凤英这样想——这就是问题的关键所在！

　　“红梅赞”还要不要呢？要！但，那是结果！

　　“英雄形象”也要，但，那也是结果！

　　“共产党员形象”也要，但，那也是结果！

　　是她一系列好人好事动作的总结！

　　步子一颠倒过来，路就好走多了。

　　她要演人，就要到人中去找创作源泉、创作素材。她想到孙兰。孙兰虽个女同志，但当过县长，是个老党员，有些下意识的习惯动作，很有她的性格特点。比如，她会不知不觉地把两手反背到背后，很有女革命家的气派。严凤英就学她那模样，在和沈养斋、甫志高斗争的时候，自然地也背了那么两下，确使人感到是神来之笔，又有地下党负责同志的气派，又有视敌人如草芥的壮志豪情。

　　她从好多革命老大姐那里，学习人物的气质。甚至她还学习资产阶级少奶奶的翩翩风度……

　　更重要的，她不仅仅是从外型上去模仿，去塑造，而是从思想上；不仅在台上，而且在台下……

　　共产党员，不过是人民的勤务员——但，是好勤务员；是人民的儿子——但，是好儿子！

　　严凤英亲眼看到周总理是这样，好多好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是这样。她认准了这一点，她就学这一点。

　　我这里还保存着寿县双庙公社一九立五年九月二十二日写给严凤英的一封信，说是收到了严凤英寄给崔老奶奶的钱，表示感谢——是怎么一回事呢？

　　这一年开春后，省黄梅剧运输船分队深入农村演出，严凤英背起背包随队来到寿县，从县城演到社队，后来到了瓦埠湖南的双庙公社。

　　演员们在化妆。热情的观众碗一放就来了，把化妆的小屋围了个水泄不通。

　　突然人群自动闪开一条道，两个妞儿扶着一位白发如银的老奶奶颤巍巍地走了过来。只听人们亲切地叫着“老寿星”！“老祖宗”！“祖奶奶”！……

　　这位老奶奶乐呵呵的，边走边叫着：“七仙女真下凡啦！俺来看看咱咱七闺女！”人们给她逗得哄笑起来。

　　严凤英一看来了这么一位年高的长者，立刻放下眉笔，把她请到自己的床铺上坐下。

　　“闺女，俺坐牛车来的，五里地啦，身上尽是土，把你的铺坐脏了！”

　　“老奶奶，你是老寿星，坐俺的床，俺也沾沾你老人家的寿呢！”严凤英也打着淝水边的寿县腔说。

　　老奶奶听了直乐：“这闺女嘴真甜！”

　　严凤英看老奶奶攥着北方农村人吸的旱烟管，马上就敬上纸烟，奉上茶。

　　老人家吸着严凤英递上的烟，笑着说：“人老了，没牙，就这么点嗜好……”她品着烟说：“这是俺七闺女从天上偷来的，真香！”又把大家逗乐了。

　　大队干部介绍说，老人家姓崔，五保户，是大家的“公共长辈”，都喊她“崔老奶奶”。严凤英就跟着喊“崔老奶奶”。

　　“老奶奶，今年高寿了？”严凤英亲热地和她叙长问短。

　　“年老了，也记不真了。只记得我经过七八个皇上了，公社的这些后生给我算了一算，说是一百三十三岁呢！”

　　严凤英听了眼都大了，演员们更是轰地一下围了过来。老奶奶问凤英：

　　“闺女，你今年多大啦？”

　　严凤英说：“只够你的零头，才三十五哩！”老奶奶一听直咧嘴地说：“年轻！好年轻！”接着她又打趣道：

　　“去掉一百岁，我还比你小两岁。我们认个干姐妹吧！”

　　严凤英说：“那可折杀我了！我的祖母若在，才九十五岁。您比我的祖母还大，就收下我这个小孙女吧！”

　　崔老奶奶哈哈大笑：“那我做梦都要笑醒了，临老临老还收下个仙女做孙女！真是托共产党的福啊！”

　　于是一个叫“奶奶”，一个叫“妞儿”，就像亲骨肉一样。严凤英知道奶奶没有牙，就送她一些钱好买点软食吃。又知道奶奶爱抽烟，就把自己带的香烟全送给了她。严凤英怕奶奶腿脚不便当，请奶奶看完戏和自己同床睡。

　　“妞儿，不嫌俺乡里人脏？”

　　“奶奶，看说哪里去了，俺也是乡里人哩。”

　　严凤英说要经常寄钱给她，养她的老。当然，以后发生了“文化大革命”，音讯就断了。如今只留下这封信。

　　一九六五年十月二十日起，严凤英随蓝天等，共二十八个同志到歙县农村演出，自背背包，挑、扛、拉着演出器材，为农民演出。到六六年元月十日，仅八十天时间，就跑了深渡、漳坛、苏村等十二个公社的五十六个点，演出七十一场，行程一千一百一十三华里，步行九百一十七里(算单程，来回不计其内)，还要和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接着又到旌德农村演出，一直演到“文化大革命”开始，令她们回来参加“劳动”。

　　这里有位赵家瑶同志，写了一篇《“七仙女”挑水》，回忆严凤英当时在旌德农村的一件小事——

　　农历二月下旬的一天清早，旌德县乔亭公社汤村大队团结生产队女社员缪秀意，正在床上“坐月子”。这时，只听门“吱呀”一声响，从外面走进来一个人。缪秀意伸头一看，是位女同志，生得漂漂亮亮，标标致致，上身穿件普普通通的蓝布褂，下身穿条黑布裤。没等缪秀意问话，女同志笑嘻嘻地走进房来：

　　“大嫂，你坐月子？”

　　“嗯。”缪秀意招呼她坐。

　　“不坐了。”女同志走到床边，仔细瞧瞧孩子，“这孩子长得真好玩。”又关心地招呼缪秀意“好好调养”，便去找了一根扁担，担起水桶出门去了。

　　缪秀意见此情景，哪能忍心？大声叫道：“这怎么对得起人？快别挑！快别挑！”

　　不管缪秀意如何谢绝，女同志还是把一担又一担的水从井里挑来，倒入缸中。一直把缸挑满，女同志才笑着向屋里招呼：“放心吧，大嫂！我是苦底子出身的，挑几担水不会累坏的。”

　　吃过早饭，这位挑水的女同志又领着八、九位同志来到缪秀意家，老远就笑着说：

　　“大嫂，你坐月子在床上，不能出门看我们演戏，我们姐妹们特地到你家来，为你唱几段，好不好？”

　　“那，那……”缪秀意激动得说不出话来。

　　于是，挑水的女同志带着大家，一下唱了几支歌子和几段黄梅戏给缪秀意听，把个缪秀意乐得合不拢嘴。

　　第二天，挑水的女同志又来到缪秀意家，把孩子抱起来玩耍，特意到供销部买了一大包红糖送给缪秀意。缪秀意非常感动，问她的姓名，她怎么也不肯说。

　　后来，缪秀意终于打听到，给她家挑水、抱孩子、送红糖的女同志，不是别人，正是电影《天仙配》里扮演七仙女的著名演员严凤英！

　　直到今天，缪秀意还经常向人谈起这件事。她说：“严凤英同志真是大大的好人啊！这样的好人却被‘四人帮’逼死了，多可惜呀！”

　　我手边有份材料，记着她们在歙县农村的一些凡人小事：

　　贫农产妇汪家娣生活有困难，产后咳嗽，丈夫吴荣喜双目失明，又害了冻疮。严凤英带着女演员组的几个同志，送去了止咳药和糖浆，给她丈夫送去冻疮膏。她们看戏有困难，严凤英和组里同志就认真地，在这对夫妻的房间，为他们演唱，她们感动得流下了眼泪，连连说：“共产党好！共产党好！”……

　　严凤英看到贫农方友义，三九寒天还睡着竹簟，就到百货商店买了一床新棉毯，亲自送到他家……

　　像这样的事很多。那时，不仅严凤英，大家都是这样干的。那时就是这个风气，就是这个作风。那时谁也没想到自己是共产党员，“英雄人物”，就要“三突出”一下。那时大家都把自己放在群众当中，甚至群众一下，做群众的小学生，人民的勤务员。那时真有点“忘我”的精神，想到自己少，想到把党的温暖送到群众手里多。

　　毛主席说过，一个人做一件好事不难，难的是一辈子做好事，不做坏事。

　　严凤英并不是这一年，这一地，这样做。

　　前怀宁人民武装部政委、县委书记杨鹏同志在《严凤英在怀宁》，记下她一九六○年七月在怀宁的情况——

　　乘车走这么多路，天气双这么热，这么辛苦……当天晚上，不顾疲劳，就在剧场演出了《女驸马》。五百人的剧场，大热天，挤满了一千多人，秩序井然。都被她们的艺术感染了。

　　为了满足广大群众的热切愿望，第二天晚上改在人民广场露天演出。上学了现代戏《党的女儿》。为了答谢观众的盛情，还加演了《天仙配》的片断。这晚，除了石牌镇和本县四乡的男女老少，甚至邻县的望江、潜山都有不少观众赶来看戏。足足有一万多人。但，秩序却是出奇的好。只听到啧啧的称道：“严凤英真唱得好，又做得好！”“这么大热天，这么大场子，她演得那么认真，是对我们乡下人看得起！”

　　这也是她的禀性。六五年在寿县演出，也是夏天，也是广场。风又大，沙又多，还夹着地里的螟虫、小飞娥、铁蛄牛直朝汽灯上扑。

　　公社书记一看舞台的方向，正好迎着风，就急了：“恁大风，叫演员咋张嘴，咱说话都满嘴沙，小虫真往眼里钻！”可是，观众们携妻带子，背椅扛凳陆续都来了。书记就讲：“改个期咋样？咱要爱护演员啊！”

　　乡亲们热呵呵地嚷着：“好，别唱啦！叫严凤英跟咱见见面就行啦！”

　　严凤英赶快跑出来，叫着：“乡亲们别走！演！今晚演！”她指着自己的脸：“看，妆都化了！”

　　老乡们高兴得直叫好。也有老人说，我们迷的就是严凤英的那副老嗓子，要给风沙吹哑了，岂不罪过！于是大家就出主意。年轻人脑子快，力气又大，忙找公社书记讲：“有个好办法，把戏台调个方向，让演员背着风唱，不就吹不到嗓子了吗！”说着就要去拔杆子。

　　严凤英赶忙把这几个小伙子拦住，问：“我们背着风，谁冲着风？”

　　小伙子们七嘴八舌嚷道：“我们啦！我们身体棒，风里来雨里去搞惯了——再说，我们不是演员，嗓子哑几天不误种地种庄稼……”接着一阵哈哈这声，夹杂着“对！”“没关系！”

　　严凤英又说：“还有老大爷呢？还有老大娘呢？你们大老远冒这么大的风来看我们的戏，我们心里就不安了！假若再吹个头疼脑热，我们心里就更难受了！”一番话说得大家心里热乎乎的，安安静静地围着戏台坐了下来，好像要筑道人墙，把风挡在外面，保住演员。

　　然面，风，沙，虫，一起飞向舞台，朝演员脸上、鼻孔里、嘴里、衣领里钻。

　　严凤英在台上迎着风、沙、虫的进攻，唱呀唱！老乡们看在眼里疼在心里。

　　有的小伙子感动得打趣，开着友好的玩笑：“看，严凤英吃沙哩！”有的讲：“还吃虫呢！”

　　有的小姑娘端了水给严凤英漱口抹脸。

　　有的老大娘亲热地拉着严凤英的手说：“好闺女，一定要到咱家坐坐啊！”

　　严凤英眼眶也是湿润润的。

　　严凤英不知怎的，见了农村人就亲，有的认作妈妈，有的认作兄弟姐妹，那感情是真挚的，毫不掺假兑水。

　　像旌德的新四军烈属、贫农老妈妈许金兰，严凤英下农村演出住在她家，就亲如家人，认作母女。连她的儿子都认作兄弟。她儿子在县公安部队当战士，结果那一班战士都成了严凤英的弟弟，喊严凤英做“姐姐”。

　　杨效鹏还记得六○年那次，她利用白天不演出的间隙，到庆州大队和出席全国民兵代表大会的十女神枪手、大队干部、社员，肩并肩地劳动。大家欢迎她唱，欢迎一个唱一个，歌声笑声响遍田野和村庄，亲如一家。

　　菡子记得：“一九六一年夏，我们偶尔在她的故乡桐城罗家岭一带相遇。在途中，她被阔别多年的乡亲包围着。她带着童腔尊呼年长的妇女，对她的同龄人，她也记得她们的昵称，她还是她们熟悉的骑在牛背上的山歌手……”

　　为了他们，她放下架子去“拉洋片”，放下架子向民歌手学民歌，放下架子到演员家里去排演——因为这位同志的孩子病了，她边排戏，边照顾孩子……

　　为了他们，她蹚着刺骨的山洪翻山越岭把戏送到山乡，被水冲倒，差一点进了龙宫！

　　……

　　当然这都是鸡毛蒜皮的小事，掩盖不了她的“缺点”和“错误”。然而她不是不愿意改正缺点和错误的人；她从来不固执己见；不是那样毫无谦逊美德的狂妄的人。

　　老女作家赵清阁谈起一九六三年我团和香港合拍彩色黄梅戏影片《槐荫记》，著名电影导演顾而已请她加工、润色唱词的事，她写道：“虽然我同情他的心情，但是我有顾虑。……我对黄梅戏毫无研究，尤其这个戏是严凤英等演员的成名作，涉及到他们原来的唱词，轻率改动，他们能否接受？……

　　“没想到，严凤英同志居然同意改，……要我不必顾虑，只要词意优美，能够雅俗共赏就行，即使我增添些唱词，他们也愿为之创造唱腔……

　　“现在记不起我都改动了哪些地方(资料俱已遗失)，只记得改动很少。顾而已满意了，但我再三声明：还须请演员同志斟酌，如果改后的唱词不上口，就仍唱原来的词。

　　“后来，拍戏的时候，有一天我到摄影棚找而已，不期邂逅严凤英，而已为我们介绍了，她腼腆地笑着向我道谢修改唱词的事，说我的修改，没有为他们带来什么困难，也达到了雅俗共赏的境界。她又一次提出‘雅俗共赏’四个字，她不愧为一位人民的好演员，一位卓越的戏曲艺术家！她的谦虚态度，也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严凤英是有理想的，她有好多事要做啊！著名越剧演员范瑞娟回忆起来说：“令人难以忘却的是她第一次(1952年11月)到我家的一番谈话。

　　“她对我说：‘我们这一代演员，既是旧社会的末一代演员，又是新中国的第一代演员。’

　　“我深有同感，便对她说：‘对！我们身上担负着承前启后的重任，有许多事情还要从头学起，有好多课要补。’

　　“我俩相互表示要把全部热忱和精力都倾注到祖国的戏曲事业中去……”

　　然而，她的这个理想，她自己是无法实现，因为发生了众所周知的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文化大革命”，我能写什么呢？一看到这几个字，我神经就紧张起来，智力马上就衰退到低等动物的水平。我手抖起来，一个字也写不出来！让我还是重复《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这段话吧：

　　“历史已经判明，‘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

　　发表在“文革”当时报纸上的一些竭尽污蔑攻击之能事的东西——我总算尊称它们为“东西”，为了不玷污本书版面，不亵渎读者，我实在不想抄——我愿意掏十桶大粪，也不愿抄它一个字。

　　“文化大革命”我还能说什么呢？

　　戏曲舞台上有一种毯子功，俗称翻跟头。基本功好的，头朝上也能唱。拿起顶来，头朝下也能唱。康生在政治舞台上就有这过硬的功夫，譬如，同样的演员，同样的戏，一九五六年他讲“糟得很！”同样的演员，同样的戏，五八年他又讲“好得很！”还是同样的演员到了“文化大革命”那又糟得非打下十八层地狱不可！左右他都有理。

　　严凤英翻不来这种跟头，所以非死不可！

　　严凤英不理解，为什么在忆苦思甜会上控诉旧社会，控诉反动派的材料，会被当作“罪恶的历史”？国民党反动派、地主恶霸、地头蛇反成了受害者！“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受“美女蛇”严凤英的“害”？！

　　严凤英不理解，她说：“为什么黄世仁无罪？白毛女反而有罪？！”

　　严凤英不理解，她说：“为什么反动派在我脸上砍了一刀，你们反而嫌我丑？！”

　　既然有人为“国军”头目、地头蛇开脱罪责，颠倒黑白，严凤英当然非死不可了！

　　然而严凤英多么想活，她有丈夫，她有两个可爱的孩子呀！那些日子，她爱得多么深啊！

　　严凤英是想活的呀！自己要活，也希望别人活。我们团里有个老工人，宣师傅，年老体弱，得了哮喘病。就在她临死前一天，还偷偷塞给他钱，催他快去治病！

　　有个叫曹开林的小伙子，一九八二年三月给我一封信，说到他和严凤英最后一次见面的情况。他是看了严凤英演的《江姐》后，才下决心入团的。和严凤英通过信，严凤英也热情地把他接到家里来玩。“文化大革命”中，有人写“大字报”勒令他交待到严凤英家“密谋策划”的内容！他因之情绪消沉悲观。

　　严凤英劝他：“你年纪轻轻不能悲观啊，人一悲观就看不到光明，就没有上进心了……要坚持下去，记得江姐的一句话吗？‘春蚕到死丝不断’，坚持下去！”

　　临别时她一再叮嘱小曹，有空再到家里来玩，她说：“演员再好，没有观众等于零！”并说，“以后要像医生随访那样，和观众保持密切联系，多交一些观众朋友！”

　　告别后，小曹久久望着严凤英的身影。可怎么也没想到这就是最后一次的“路遇”！

　　严凤英死前还想的是黄梅戏，想的是事业！难怪有人讲严凤英性格太纯真，对工作太认真，看世道太天真了！

　　她本来思想准备是，接受革命的洗礼，再进行一次脱胎换骨的思想改造吧。所以，叫她洗厕所，她洗得干干净净；叫她扛木头，她扛得又多又快。排演场盖房子，认真地当壮工，和泥，担水，搬砖，盖瓦。她画的砖线齐齐整整，瓦匠师傅讲她可以“出师”了。

　　剧团的几个团长副团长都打成“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艺术骨干都是“刘少奇反革命修正主义文艺黑线”的“吹鼓手”或“干将”，都编在一个“黑帮”小组里劳动改造。唯独严凤英是一个女的。房子盖瓦时，她坐屋梁上，学会了什么看瓦、复瓦、明瓦各种不同的盖法。我在下面扔砖或扔瓦，她坐在屋梁上接，练出了一手好功夫。有时我扔歪了，她手一伸就捉住了。到后来我左右开弓地扔，她也就左右开弓地接，在这方面来发慌她的聪敏才智。相信她要练“打了手”(王老按：戏曲程式，武功，踢枪接枪等技巧)也会接得很准踢得很准的。

　　她是不怕劳动，甚至打算把劳动当作自己的归宿的。在打倒她、斗她的高潮，她始终没有动摇对党对祖国的信念。她和我讲：“看来这次文化大革命是不要我唱戏了。这也不有什么关系，到旌德许金兰妈妈那里去。只要一间房子就行了。我的劳动大概可以算八九分，你的劳动大概可以算六七分，将来也搞个八九分。我们靠劳动来养活自己！”

　　许金兰妈妈怕凤英受罪，也派儿子来，要接我们全家到农村她家去。

　　可是“文化大革命”的“四大”不断深入，严凤英的“罪行”深入揭发，不仅仅是“文艺黑线”的问题了，不仅仅是思想问题，很快上升到政治问题，革命与反革命两个阶级斗争的问题。

　　因为严凤英经常出省演出，到北京开政协会、文代会，换了全国粮票。她的胃不好，每次都剩一些，就积累了下来。于是揭发她想“叛国投敌”，准备她全国粮票好跑。

　　有的大字报贴出“物大新闻”，讲严凤英是“九大特务”之一。“九大特务”指王光美、郭德洁、白杨、严凤英……等。讲严凤英的钮扣，一颗是“发报机”，一颗是照相机。讲他们已截获台湾发给严凤英的密电，而严凤英尚未回电……

　　这种神经战把严凤英搞得毛骨悚然，就怕真有个特务也叫严凤英，同名同姓，在这疾风暴雨的运动中分不清，有口难辩。那才是不白之冤。也真怕有个特务来个离间计，在她身上钉上个什么发报机、照相机的钮扣，那才是跳到黄河洗不清！

　　于是，团里成立了一个“专打严凤英战斗队”。

　　于是，文艺界的“选择司令部”开了专打严凤英的批斗会。

　　那是个北风刺骨的广场，叫严凤英剥掉大衣接受批斗。严凤英正好月经来了。总算“仁慈”，“好吧！反穿大衣接受批斗！”于是把大衣里子翻出来，披在身上。喷气式，九十度，向毛主席请罪。

　　那时“选择派”巾忠字画，唱忠字歌，跳忠字舞。

　　突然，揭发严凤英一个罪行，触怒了“造反派”的“战士们”，半夜把严凤英抓去审讯，战斗掀起一个新的高潮。

　　严凤英在审讯室门口。里面命令：“进来！”严凤英战兢兢地推门进去。那里面坐好审判员，陪审员，书记员……阴森森地，严凤英回来告诉我：“很像《夜审潘洪》的排场。”

　　当中一张桌子，桌子上供着一个看不见的什么，因为被红绸遮盖着。

　　审判官喝道：“严凤英！你犯了滔天大罪，知道吗？”

　　严凤英说：“现在揭发我的，条条都是滔天大罪，不知道又犯了哪一条？”

　　审判官说：“不知道？那么你看吧！”他像变魔术似地，手一撩揭去了那块红绸，原来供的是座毛主席的石膏像。于是一起喝道：“向伟大领袖毛主席请罪！”

　　严凤英恭恭敬敬地向毛主席石膏像鞠了三个躬。原来，有人揭发，说，一九六二年“严凤英配合蒋介石反攻大陆，怀着对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刻骨仇恨，要砸碎毛主席的石膏像！”

　　这在当时的“三忠于”的高潮中，可是一条致人于死地罪名呀！也是最有煽动性的揭发呀！于是大字报铺天盖地地压来。

　　严凤英紧张地找当年的照片，证明我们是多么爱惜这尊石膏像，不但不是砸它，而且还给它涂上了金漆。同时又找出另一张照片，证明就是在蒋介石叫嚣反攻大陆的时候，我们从上海又买了另一尊塑造得更艺术的毛主席石膏像。

　　今天，站在三中全会和解放思想的高度来看这个问题，是多么愚昧可笑。可是当时是生死攸关，要掉脑袋的罪呀！为什么革命革命，革到后来都学会说假话造谣搞诬陷了呢？实事求是的精神、做老实人办老实事的传统到哪里去了呢？这是怎么一回事呢？

　　运动还在不断深入发展，看那行情，不仅要把严凤英赶下戏剧舞台，而且要赶下历史舞台。严凤英还是有自知之明的，时常考虑退路，回罗家岭当农民？可是，严凤英的父亲也打成“敌我矛盾”，大字报揭发严凤英是“地主大小姐”，住的“高楼大厦”，吃的“山珍海味”……到婆家湖北去当农民？可是我们家是房无一间，田无一垄，我的父亲，也被打成“敌我矛盾”……到旌德去找许金兰妈妈？可是她这个烈属也被打成了叛徒，并且由于她认了严凤英这个“特务”干女儿，日子也不好过！……严凤英和别人遭遇不同，有的人自己被打成了牛鬼蛇神，但，还有爱人，还有孩子是“革命群众”和“造反派”。而我们双双被打成“阶级敌人”，对我们实行“群众专政”，只许老老实实，不许乱说乱动。我们的孩子又小，原来住在一起的老母亲也被当做“反革命家属”赶出去了。我们完全与世隔绝了，孤立了。只有认罪挨斗之份，没有申诉说话在之权。条条道路都堵死了!

　　即使这样，严凤英还是坚定地真诚地热爱党热爱社会主义的！只要我们党能兴旺，国家能富强，个人安危是在所不计的。她想到江姐，她谈到李玉梅，虽然这种比喻不恰当，她也只能找这样的榜样来鼓舞自己，因为这一场说不上是什么玩艺的“考验”。吃苦她是不怕的，旧社会吃了重重苦，盼来了党，盼来了新中国；今天再吃些苦，希望党能更加伟大，国家更加发达。何况，她本来就是苦中生苦中长的苦孩子，像脚底下的苍苔一样，惯受践踏，生命力却极强。

　　那时供应越来越紧张。卷烟厂也造反，所以市面上看不到什么香烟了。东海牌算是最高级的，玉猫牌的也要配给。写“认罪书”脑子紧张，想抽烟，也无权出去买。大孩子也学会了拾烟屁股，从爹爹那里学会了用筷子卷烟的本领，卷给妈妈吃。严凤英也学会了撕张破纸卷喇叭烟，排除心中的忧愁。真是一箪食，一瓢饮，在困境，人不堪其忧，凤也不改其志。

　　后来也轻松了几天，那是看到上至中央首长、省委书记，下至基层领导、支部书记、普通党员，通通打成了“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主席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等等等等，真是大哥二哥麻子哥，生意买卖差不多。既然大家都有“罪”，大家都受罪，人一有群，胆子就壮了起来，所以背着“造反派”，她也敢笑一笑，甚至伸伸舌头做做鬼脸了。

　　但是“好景”不长，运动继续深入，“反党反社会主义”还罪在可赦！而反江青罪在不赦！于是严凤英立刻戴上了“围攻伟大旗手江青同志革命样板戏”的“严重现行反革命”帽子，发表“社论”的，贴大字报的，立刻跑来了逼供信的，还有为了保护自己出来做伪证的，把严凤英逼上了死路！

　　中共安徽省黄梅戏剧团支部在《迫害严凤英同志的罪行必须清算》一文中指出，林彪和“四人帮”——

　　他们炮制的“文艺黑线专政”论在省黄梅戏剧运输船掀起了一股更加狂暴的恶浪，一批革命文艺工作者被当做专政对象，受到了无情的打击。严凤英同志首当其冲，她们始则给她扣一顶“文艺黑线人物”的大帽子，竭尽造谣、污蔑之能事，进行残酷批斗，继则又给好横加上耸人听闻的许多莫须有的罪名，硬说严凤英同志是什么“特务”，“私藏武器”，“私藏电台”，“和国民党台湾特务有电台联系”等等，对她施行法西斯式的残暴手段，抄家、体罚无的不用其极，使得身患多种疾病的严凤英同志身心受到了极大的摧残。接着他们又利用报纸公然造谣诬陷严凤英同志围攻过自诩为“旗手”的江青，被指控为“现行反革命分子”，对她非法审讯，大搞逼供信，强迫她写“认罪书”，要限期上交，否则“就要砸烂狗头”。就这样仅三十七岁的严观英同志，在“四人帮”的残酷迫害下，成了无辜的牺牲者，被夺去了宝贵的生命。

　　我这里还保存几张严凤英最后两天留下的遗墨。这是粉碎“四人帮”后从抄家的材料中还给我的。

　　一张是一九六八年四月五日，有人在“社论”上点严凤英的名，讲她在一九六四年全国现代戏观摩演出大会期间，伙同安徽省代表团“围攻江青同志革命样板戏《智取威虎山》”的“严重现行反革命事件”。六日，就有某某“战斗队”在本团某某“战斗队”的陪同下，提审严凤英，勒令她交街犯罪事实。她矢口否认。不交待就不让她回来吃饭，我派小儿子送饭给她吃，她绝食不吃。一直僵持到下午。她说：“一九六四年到北京，我一不是演出代表团，二不是观摩代表团，就看了几个戏，连尺到加早退，总共十来天，我怎能参加围攻？”她又说，当然太天真地说：“我不是一人独来独往，还可以找同去的同志了解嘛！”

　　提审的人讲：“我们已了解过了！你看这张大字报！”

　　不知行动为什么这么快，在提审的过程中，二楼楼梯口已出现一张大字报，内容就是揭发严凤英围攻“伟大旗手江青同志”“革命样板戏《智取威虎山》”的“反革命罪行”。大字报很长，揭发一条又一条。严凤英顿时惊呆了，也气糊涂了，她想这场“文化大革命”，到底要把人的灵魂和尊严扭曲到什么程度！为了申辩和反驳，她不得不把这张大字报逐字逐句抄下来……

　　时白林同志在《永远记取的教训》一文中，也记载了这个情况——

　　……一九六八年四月五日的《红安徽》报上发表了一篇社论《向文艺界的阶级敌人发起猛攻》。他们在这一篇全盘否定十七年党的革命文艺路线成果，旨在打倒一切的文章里，诬陷严凤英同志是反对了他们的“旗手”江青；围攻了他们的“革命样板戏”，因此“是一起极其严重的反革命事件”。谁都知道，这样一来，下一步对严凤英同志的斗争会陡然升级的。凤英同志面对着这些杀人不见血的不实之词，按照他们出的“交待提纲”，连夜用铅笔写了近三千字的真实情况，让事实逐条去戳破诬陷者的谎言，然后她又用复写纸一式三份誉清。当誉到第三页第五个问题时，没往下誉了……当我翻阅到这里，面对着那整齐完好地夹着的两面复写纸和那用圆珠笔写的清秀的凤英同志的字体，我的双目逐渐地模糊起来……

　　严凤英当然拒认罪，讲这是诬陷。一直僵持到晚，“战斗员”们要回家吃饭休息了，讲：“明天是星期天，我们不来了。你要抓紧时间交待你的罪行！星期一上午就来拿你的认罪书！否则……”当然就是“砸烂狗头”！“一切后果由你负责”！等等。

　　他们还口述了“认罪”提纲，要严凤英抄下来。这里在不仅要交待自己的“罪行”，还要揭发别人的“罪行”。

　　这个提纲不仅牵涉到安徽代表团，而且牵涉到省文化局、省宣传部、省委，甚至中央的同志。

　　星期六是六号，逼审了一天。星期天是七号，这一天，她没写什么“认罪书”，她交待不出自己有什么“罪”，也揭发不出别人有什么“罪”，而是逐条地驳斥那张落井下石的大字报。

　　严凤英在“文化大革命”中，她计算了一下，一共戴了十五顶帽子，最后，终于在“围攻伟大旗手江青同志的革命样板戏”，“严重的现行反革命罪行”的莫须有的罪名下，被逼死了！

　　严凤英死了，我还有什么可写的呢！一九六八年四月八日清晨，她过早地结束了青春旺盛的生命，时离三十八周岁生日还差一个月零十六天！

　　严凤英在被林彪、“四人帮”残酷迫害，含恨去世，我党政军民学有什么可写的呢！

　　记得一九六三年，她到上海拍《牛郎织女》，把两个孩子交给我照顾。人生最苦是离别，好却开了一个玩笑说：“我们也体验体验牛郎织女的生活吧！”不想当年的戏言，如今却成了谶语！而牛郎织女一年一度还能鹊桥相会，我们却是阴阳阻隔成永诀！

　　我还能写什么呢？我只能告诉你，她死得很惨！她死得很美！

　　她得很惨，死还被剖肚！为什么呢？因为有人揭发，有一个披黑着巾的老太婆，送来一个“特务头子”的“密信”，命令她死的。因此要剖腹检查，当然什么也没有发现。倒是当时监督剖腹的一个负责人讲了一句自以为俏皮的话：“我没看过严凤英的戏，也没看过严凤英的电影，这一下我看到严凤英的‘原形’了！”

　　在这次剖腹搜查中，医生却查出她五脏严重下垂，心、肝、脾、肺、胃都不在其位！共有十几样病症！她太辛苦！太疲劳了！

　　她死得很美！“文化大革命”神奇的功能能将一个美貌的女子逼成衰老颓败的老太婆！我才相信伍子胥当年过昭关，一夜急白了头！严凤英在那浩劫的日子里，圆润的脸上布满了皱纹，枯瘦了起来。奇怪的是，她死后，大概是紧张的大脑皮层松弛下来，再也不恐惧，再也不忧虑，眉头的锁也打开了，额头皱纹也舒展了，心脏的血液回到脸上来，衬在那洁白的素单里，就像我们成亲的那天，她幸福的睡了过去。

　　谁也不相信她是死了，谁也不希望她是死了！仍然是那么纯真，那么认真，那么天真！满怀希望，充满信心。

　　我一直没写我们的爱情，因为我们的爱情太深了，我这个水平写不出来！我们看了很多描写爱情的书，总觉得不满足！还是让大家想象去吧！大家想的会更美！

　　白郎宁夫人死在她爱人的怀里。而我轻轻地揭开那洁白素单，用泪水为她洗面，吻了很久、很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