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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拥有的戏剧文化资源堪称世界第一。南宋时代的《张协状元》至今能在舞台上生动搬演;包括昆曲、京剧在内的三百余个戏曲剧种,现在还有生命力的一半以上;现存的民族传统戏剧经典原创文本数量高达四、五万个。可以自豪地说,中国是世界三大古典戏剧国度中惟一让千年以上传统戏剧至今保持生命活力和发展势头的国家。

　　中国共产党是中国戏曲“推陈出新”的积极倡导者。毛泽东在延安为京剧的改革注入活力。新中国成立后,中央政务院发出的第一个全局性文化政策是关于戏曲行业体制改革的“五·五”指示。50年代中期,《十五贯》“一出戏救活了一个剧种”,使古老的昆曲焕发青春。60年代,吉剧等一批新的剧种应运而生。改革开放初期,新的文艺政策拯救了遭遇“文革”浩劫濒于灭亡边缘的中国戏曲艺术,70年代末到80年代中期的“恢复性蜜月”,曾经让热爱戏曲艺术的国人陶醉在憧憬之中。

　　新时期以来,党中央从国家文化发展的战略高度,相继提出弘扬民族文化、振兴民族艺术的战略,给中国民族戏剧艺术的振兴以极大的关注和强有力的支持,从首都到地方,戏曲振兴潮起潮落,传统剧种百花齐放。党和政府从政策扶持、财政输血,到评奖激励、人才发掘,直到今天的布局调整、体制转换,真可谓不遗余力、呕心沥血。当代中国戏曲艺术,已经成为中华民族文化的宝贵遗产,而且其艺术产品的本质属性正在全面复归。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在当前京昆艺术复苏、新艺术品种壮大的情况下,我们却眼睁睁看着一些本可在新时代大有作为的地方剧种正在走向衰势。

　　二

　　事物变化,外因是条件,内因是根据。反思戏曲艺术的振兴战略,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扶持措施不断落实和加强,艺术表演团体体制改革也在谋求新的突破,在此背景下,我们有理由认真审视作为艺术发展主体的戏曲艺术家、从业者的能动作用究竟发挥得如何。

　　戏曲艺术发展史告诉我们,艺术的创生和发展,除了社会客观需要、艺术生态环境和外部发展环境条件以外,产生并拥有一批挚爱艺术、献身艺术的“执著型”“痴迷型”艺术家是关键。从剧作家关汉卿、王实甫到以珠帘秀为代表的元大都演艺群体,从昆曲音乐家魏良辅到汤显祖、洪升、孔尚任和“六十种曲”的剧作家群体,从京剧“同光十三绝”、新老“三鼎甲”到“四大名旦”以至齐如山,从川剧音乐家张德成、越剧艺术家袁雪芬,到粤剧红线女、黄梅戏严凤英王少舫等等,他们无一不将个人生存荣辱和戏曲艺术事业紧密相连,他们才是戏曲艺术发展的主体力量。正是他们,促成了元杂剧、昆曲、京剧、川剧、粤剧,乃至越剧、黄梅戏的崛起和繁荣,引领了中国戏曲艺术的风行时代。

　　对比往昔,再观当代,我们不禁有些扼腕叹息。我们今天其实并不缺少有天赋、有才华的“苗子”或“传人”。君不见每年春暖时节从京都到省城的艺术院校门前,争先恐后的报考学子君不见荧屏中隔三差五的“艺术大赛”中,众多的俊男靓女但是,在民族传统艺术中,却太缺少像前辈那样对艺术事业毕生执著追求和奉献的艺术家,缺少那种为传统艺术的发展创新所展示的创造力。

　　三

　　纵观当代剧坛,我们发现一个值得思考的现象。当代中国涉及戏曲艺术的国家奖项众多,似乎人才济济,实则后继乏人。以“梅花奖”为例,19届“梅花奖”共有485人次艺术家获奖,其中戏曲艺术梅花奖获得者312人次,囊括了京、昆、川、豫、秦、汉、湘、赣、沪、黄梅、越剧等52个剧种。无可否认,获奖艺术家是各自行中的佼佼者,但从实际来看,其中称得上是本剧种振兴的“砥柱中流”人才的,其实并不多。尤其引人深思的是,在一些较为年轻的剧种中,一批艺术院校精心培养、国家院团倾力栽培的戏曲明星们,在功成名就之后,却“急流勇退”,弃艺而去。

　　我们无意责备他们,因为这是个人选择的权利。但是,我们却有理由为民族艺术的传承中断、艺术发展受到干扰、人民对民族传统艺术寄予的厚望落空而感到不安和辛酸,有理由为我们的体制是否真正为艺术的继承创新提供了艺术家们实现理想、施展才华的天地而反思,有理由为国家为培育民族传统艺术的“生态环保”措施是否到位而反省。

　　扫视今日戏曲艺术领域,我们也许还有一丝欣慰。尽管名缰利锁,千般诱惑,我们仍然还有于魁智、张火丁,还有魏明伦、沈铁梅,还有茅威涛、赵志刚,还有韩再芬、小香玉等等一批甘于落寞、执著于事业的艺术家。我们有理由祈望为了中国文化的复兴,为了戏曲艺术的振兴,再多一些执著的艺术家,再多一些立志献身于中国戏曲艺术的创新型人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