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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安徽,属芜湖人最具经商意识,袁玫就是一个芜湖姑娘。
在学校时,袁玫叫袁妹妹,所以很长时间我们都不习惯叫她袁玫,还是在她的坚持下,慢慢才接受的。
学生时代的袁玫,除了唱功一般,其他课程都不错。在我们临近毕业的时候,她因为练功把胳膊给摔折了。我清楚地记得,那时候,学业快结束了,大家都在抓紧练习。很晚了练功房还聚着许多同学,压腿的压腿,打把子的打把子,翻跟头的翻跟头。袁玫本来要收功回宿舍的,看见其他同学在练功房中间走“旋子”,(就是在空中展开自己的身体,像燕子般飞旋),平常没有老师在场,我们是不敢独自完成的。也不知那天袁玫哪来的勇气,在同学的帮助下,来了一个,结果还没有让我们看见她展翅飞旋,就听见“砰”一声,袁玫重重的摔在了地上。开始,我们还哈哈大笑,袁玫半天都起不来,看着她脸色由红转白,汗一点点渗出,我们紧张了,都去拉她,她说:“别动,我的胳膊好像断了。”我们都害怕起来,不知所措的站在那里,因为很晚了,我们也不敢去告诉老师。后来班长挑了几个平常有些主见的同学,把袁玫背着上医院,我也积极的跟了去。还记得,当我们路过包河公园的时候,因为天很黑,我们便大声唱着歌给自己壮胆,这件事情不知道袁玫是否还记得?
袁玫和我们分开的时间是比较长的,她拍完《红楼梦》以后就离开了黄梅戏剧院,用现在的话说,袁玫属于很超前的女孩。那个时候,我们还只是拼命地在黄梅戏这个领域里你死我活的挣扎着,而她已不声不响地和我们“拜拜”了,好像连一个招呼也没有给我们留下。我能体谅她的低调,因为怕明目张胆的走,会带来很多不必要的麻烦和效应。
袁玫选择了去广州,真是再合适不过了。当时的广州,改革开放的前沿,浓郁的商业氛围,舒适的生活环境,让袁玫如鱼得水,所以袁玫总是我们几个姐妹中看起来最年轻的一个,尽管实际上我们当中数她稍大一点,当然这个大也就是彼此之间相差一岁半岁而已。
袁玫给人初始的印象是比较自我,这在很多人心里总觉得不舒服,中国人崇尚谦虚随和,所以很多时候大家会把袁玫的一些做法拿出来说笑。比如,在外面拍戏,环境也不是很好,大家走进一家不是很像样的饭店吃饭,一般情况,我们都听主人的安排,袁玫她会主动地问:“有没有鱼翅呀?”
饭店服务生说:“没有。”
她又会问:“有没有鲍鱼啊?”
人家说:“也没有。”
她还会问:“那有没有桂鱼呢?”
人家很紧张的回答:“还是没有。”
她就很泄气的说:“那好,就来咸菜炒肉丝吧。”
这种事情,我们也会当面说她,她会跟着我们一起乐。
其实,袁玫这种看起来很自我的表现,我是欣赏的。首先,她很真实,真实就很可爱,她不来虚的,对她来说,既然请我吃饭,那我当然要选择我喜欢吃的,这非常简单。可是我们往往做不到,我们总是拿捏着姿态,故作着矜持,回到家没准会数落人家没有安排好可口的饭菜。
袁玫很在意自己的形象和穿着,如果约她一起逛街,她见你首先会问:“你看我今天这身衣服怎么样?好看吗?”总是自信满满的样子。
我说:“好看,好看,全广州最靓的靓女。”
她就毫不客气的说:“那当然了,像我们这样的江南女孩到这里来,还不给广州增添了美丽风景。”这说的也是实话。
最有意思的是我和当年艺术学校的尚老师一起去广州开会,说起尚老师,虽然他从来没有教过我们的课,但是,他是和我们五朵花联系最密切的一位老师,他是一个性格极好的人。
袁玫对家乡去的朋友一向热情诚恳,知道我和尚老师到广州,说什么也要请我们吃饭,让我们等着,已经过十二点了,才见她开着一辆黄色的跑车极不稳定的冲过来。问她为什么这么晚才来?她说因为不认识路违章了,被警察截住了,嘿,在广州这点小事不算问题。
我说:“呵,这么牛呀!”
她说:“那当然,要不白在广州呆十几年呀?”
我说:“你真行,照你这么说,我就是白在北京呆十几年了,我见着警察就紧张。”
她说:“那有什么?实在不行,你可以施点美人计呀,是吧?”她故意对尚老师抛了个眉眼。
尚老师早就被袁玫的气势给震糊涂了,连忙说:“是是是。”
袁玫看着尚老师说:“尚老师,您坐我的车吧?”
尚老师憨憨的说:“我这么胖,坐你的车合适吗?”
袁玫说:“太合适了。你看你多像一个大款那,正好,我这叫‘名车靓女傍大款呀!’明天就见报。”
吓得尚老师连忙把放进车里的一只腿又抽了回来:“我还是不坐了吧?”
看着尚老师憨实的样子,我把肚子笑痛了:“尚老师,你赶紧上车吧,我们可都饿了。”
尚老师这才颤微微的坐进袁玫的名牌跑车,尚老师确实够份量,一坐下,汽车就倾斜了。
我和其他人坐另一部车一起出发了。
汽车左拐右拐的,到了一处很幽静的地方。我们下了车,只见袁玫的车晃晃悠悠跟在后面进来了,突然听见“砰”一声,袁玫的车和门口石柱亲吻上了,我们赶紧围过去,看来不只是轻轻的吻了一下,可以说是重重的拥抱上了,袁玫把车停好下来看了看,踢了一下车,轻声说了句:“妈的。”
我问:“没事吧?”
她说:“没事,不就磕了一下吗?反正我也想换个车了。”(吴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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